作為第一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的香港社運人士，許穎婷講述了她從14歲起開始參與民主運動，到現在被迫流亡海外的非凡經歷，分享了對香港的希望和擔憂。
許穎婷：很多和我一起長大的朋友要麼被關進了監獄，要麼就是流亡海外。
楊傑凱：許穎婷（Frances Hui），僅14歲時就成為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現流亡美國。
許穎婷：當他們（中共政權）將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關進集中營時，他們也對西藏人這麼做。當他們還把數千名香港人關進監獄時，他們認為不會為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付出任何代價，而且他們被問責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楊傑凱：在本期節目中，她分享了自己非凡的故事及對自己那座城市的希望和擔憂。
許穎婷：我們將有一代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加入「學民思潮」 成為香港活動人士
楊傑凱：許穎婷，很高興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許穎婷：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坦白說，我很榮幸你能來到這個節目。
許穎婷：這也是我的榮幸。
楊傑凱：據我了解，你是第一位在美國正式受庇護的香港人。當然我非常高興這件事發生了。我們就從這裏開始談起吧。請跟我講講你的故事，因為你很早就開始參與民主運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
許穎婷：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我只是了解到香港與中國、中國其它地區有很多的不同之處。而且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有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和法治。我實際上受到了一群學生的啟發，他們走上街頭抗議一項「教育計劃」，其中領導者之一就是黃之鋒。
於是我加入了黃之鋒的「學民思潮」組織，當時基本上都是一群學生在街頭集會。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是一位香港活動人士。這可以追溯到我14歲的時候。然後我就繼續為香港的政治問題發聲，並一直積極地參與民主運動。
後來我來到美國學習新聞學。至於我是如何成為香港的受庇護者的，說來話長，但最終我被香港禁止了。我知道若我繼續留在香港，會受到威脅。最終我不得不在2020年離開香港。
2.參加香港紀念六四活動 獲政治啟蒙
楊傑凱：首先，並不是每個14歲的孩子都會主動站出來爭取權利。這是怎麼回事？
許穎婷：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有人問我，是否我的家庭發生甚麼事情促使我這樣做？說實話，我並非在家人裏有一群活動人士的這類家庭成長，而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但在我10歲時，看到街頭的抗議活動，了解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我感到非常震驚。在10歲之前，我只是簡單地認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比如，我為北京奧運會感到自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和中國人沒有甚麼不同，像中國大陸人一樣。但後來了解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我感到非常震驚，我看到所有那些像血淋淋的被坦克碾過的屍體的圖片和影片。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國家發生民主變革的學生。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想要自己的自由。當我10歲時知道這一點實在令人震驚。
所以我首次參加了……我第一次參加的公眾集會是香港為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守夜活動，現在這種活動在香港已不允許了。但身處這些人當中，我真的感覺很奇特，周圍都是有著相同價值觀的人，並且高呼相同的口號，比如，我們要自由和民主，要追責，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妙。這讓我眼界大開，了解到我們在香港確實有獨享的權利，可以為自己、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聲。
你知道，能夠在街頭抗議和集會，這確實是一種獨享的權利。了解到這一點，我覺得我應該更多地關注周圍發生的事情。我意識到政府正試圖通過教育讓我們「融入」中國大陸，如果該教育計劃得以通過，我將成為第一代接受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的（香港）人。然後這激勵我走上街頭，並最終第一次加入了「學民思潮」運動。
3.中共以「愛國主義教育」為名 在香港推動洗腦教育
楊傑凱：這真的很有意思。我相信，很多觀看我們節目的觀眾，他們總是認為愛國主義教育是大好事。事實上美國就缺乏這個。他們會那麼說。但為何你認為「愛國主義教育」會有問題呢？
許穎婷：是的，情況是有點不同。在中國，他們（中共）的方案是抹殺歷史。他們不提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不談文化大革命。即使談，他們也會避開自己的暴行，並且把自己的所做所為往積極的方面去扯。所以，中共給香港人帶來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你必須說普通話。
他們說，歷史是有一個標準答案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還會告訴你，比如，我們把維族穆斯林關進集中營，這是件好事，我們只是教育他們，消除極端份子、恐怖份子。我認為這些不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歷史的準確版本。這無疑是在給我們洗腦，讓我們相信，哦（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好國家，我們都應該有歸屬感的。我覺得這很奇怪。
楊傑凱：所以，我想我聽到的你提的（當局）那種講法，基本上都是從中共的角度出發，它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對此我們都應該感到幸福」……
許穎婷：中國共產黨是高於一切的，這有點像宗教中，你必須相信有一個標準答案，你的論文才能獲得滿分。它就是這麼搞的。這就是為何我們稱之為「洗腦教育」。它不應該被強加於香港。那是2012年，我們仍然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能夠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暫停該計劃。
但現在它又推出了，已經在香港實施了。我們對此無能為力了。他們已經通過國家安全教育實施這一計劃，所有的學生，無論是高中、初中、小學，甚至大學，學生們必須參加這些課程才能畢業。香港的情況已經大不如前。
4.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後 流亡海外
楊傑凱：這令人難以置信。於是就有了後來的「雨傘運動」。我們在這裏描繪的是從2012年開始的（中共侵蝕香港的）路線圖，基本上我能想像到的是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這確實顛覆了一切，是吧？
許穎婷：是的。在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了）。
楊傑凱：跟我談談，是甚麼讓你擔心自己的未來會落在當局手中？因為一開始你參加這些抗議活動，還沒有招致甚麼威脅，是吧？至少在一開始是這樣，但後來情況發生變化。我想了解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許穎婷：每次我們走上街頭，都有一部份原因是，我們擔心這種情況會發生。我們擔心這一教育計劃將繼續推進。我們下一代，會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學習不同版本的歷史。也有部份原因是，我們希望通過努力和行動能夠帶來改變。這就是為甚麼……這激勵我們每次走上街頭，大聲說出這些問題。
但真正讓我們沮喪的是，我們意識到無論我們多麼努力，卻甚麼也控制不了。我認為當2020年《國家安全法》落地香港時，香港人就遭遇了這種情況。這是中共強行制定的法律，沒有徵求香港人的意見，它沒有經過立法程序就獲得通過，在短短一個月內就出台了。然後，他們從實施的第一天就開始抓人。
當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時，他們已經逮捕了香港47名推動了這場運動前進的領軍人物。這些人就像是我的朋友，我在香港從事活動期間，就是在他們的影響中成長起來的。我們了解到，他們都因為說出真相和爭取自由而鋃鐺入獄。在那時我們意識到，也許還可以通過其它方法繼續為自由而戰。我想到的解決辦法之一就是流亡海外，並在國際層面上繼續為香港發聲。
5.香港人是在2019年醒悟過來的
楊傑凱：這一路走來你是否還記得一些特定時刻，從2012年開始，你第一次參與其中，到2020年，可以說這堵牆完全倒塌下來，你是否還記得有一些特定的時刻，讓你真的感覺有些事情發生變化，有些東西確實轉變了，因為香港在經濟方面曾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會之一，現在已完全不是了。言論自由也是如此，香港曾經一度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言論自由。
許穎婷：嗯，我想說的是，香港政府的策略就像把你放在常溫的水裏，在你不知不覺中把你煮熟。也就是說，在2019年我們仍然認為有希望改變局面。我確實認為，那是香港人的最後一搏，我們真的覺得可能能夠激起一些對中共政府的強烈抵抗。我們做到了，因為數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這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年輕人走上街頭，包括一些以前不關心政治的同學。所以當時真的很有希望。但在此之前，我們已看到政府提出不同的整合方案，移民計劃政策，好讓大陸人很容易定居香港……
楊傑凱：我打斷一下，而這會改變（香港）思想自由的文化等等，是嗎？
許穎婷：是的，他們試圖破壞我們從中成長起來的廣東和香港文化中的價值觀。還有像書店老闆失蹤，僅僅因為他們銷售有關中共黨魁和中共的書籍，就這樣，五個人就憑空消失了。那是2019年之前的事了。我認為發生了很多的事情，都在警告香港人，有些不對勁了。到2019年，人們終於醒悟了，說：「夠了。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們（中共）應該履行承諾。」
香港主權移交時有一個承諾，就是香港人民有權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有權投票並選舉行政長官。這些從未發生。我想這是香港為自由而戰的最後一場鬥爭。
楊傑凱：很難想像，2019年我曾去香港旅遊，那一年我結識了一些了不起的人士，他們積極致力於促進自由，他們不惜犧牲一切。
許穎婷：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加入這場運動。他們中有律師、記者、學生，只要你能想到的，任何類型的人，像商人，不同行業的領導者。他們聚集在一起，是因為他們明白，若香港沒有自由、司法獨立和法治，就不再是香港了。香港最最特別之處就是它是國際金融中心，有這樣一個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我們得到的自由。這就是為甚麼每個人都走出去，說「夠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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