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共在香港強行通過《港區國安法》後，香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迅速下降，大批學者、知識分子從此離鄉背井，被迫流落他鄉。當中，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張燦輝教授也是其中的一員。
如今在英國生活了三年的張燦輝，先後出版了兩本書，包括《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和《山城滄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學》，記錄了他作為中文學者的心路歷程。過去三年，張教授仍繼續為自由發聲，並探討香港學者當下面臨的艱難處境。
家園被毀 留下或離開的人都在流亡
在過去幾十年裏面，香港經歷多次移民潮，張燦輝教授分析，這幾次移民潮的性質不同：「香港人經歷多次移民，97年、89年的時候移民，是在恐懼將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回流，但是這次我們移民很匆忙，現在發覺當時擔心的事情馬上就發生了，是吧？沒有時間了。」
他提出，「移民」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移民外國，我不喜歡這個地方，我去別的地方，隨自己的意願去做的。還有一個是在遷徙自由的時候，移民之後可以回家的；第二個層次就是『放逐』，因為犯法被人趕出去；第三個就是『流亡』，就是我們想的事情、講的事情，跟我們當地政府的思想是不合的時候，我們發現不能夠留在這裏了，所以我們要流亡。」
最讓他痛心的是這一次香港人的離開，是不能回家的「流亡」：「我們離開香港，我們是無家的。雖然是自由，是無家的自由，留在香港是有家的痛苦，因為那個家再不是真正以前的家。無論如何，我說留在香港，和我們離開香港的這班人，都是流亡人。如果我們覺得過去的香港是我們的家的話，這種離開香港的我們，和留在香港的朋友們，都因為這個家消失了。現在的一切感受，都像是流亡分子，包括一個在家流亡，另一個在海外流亡，現在明白這件事了，我們流亡的地方，就是因為我們那個家不能夠再回去。」
「比如說，最近回香港的人都說以前不是這樣的，覺得為甚麼以前那個家再不存在？所以無論怎樣，去了海外或者留在香港，大家都在流亡。無論在哪裏，大家的心都已經不同了，所謂在家流亡和在海外流亡是一樣的，因為我們的家已經消失了。」
回不去的中大 無學術自由變成「買賣知識」
「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裏教書，我曾經是在中國境內最自由、最開放、最平等、最有人文精神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學內成長、生活、任教，我的老師和學生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直到有一天看到這個地方遠離了我。」張燦輝撰寫書籍《山城滄桑》副標題就是「回不去的中文大學」，當中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我（自己）回不去了，第二就是中文大學本身也回不去了。當然我想回去，我在中文大學幾十年，當然懷念。有很多懷念的東西，那裏曾經是最自由的地方，但現在不是了，我回去又能怎麼樣呢？開玩笑說，我現在回去，都可能不讓我進去，我沒有證件。大學以前是一個很公開自由的地方，現在發現原來大學裏面要查證件、是不容易回到大學裏面去的，不是很悲哀嗎？從大環境看，這是一個荒謬到無倫的地方，曾經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文化、講理性的地方，突然變成一個獨裁、以『長官意志』為重要、沒有任何人能表達自己意見的，是言論自由被清洗的地方。」
張燦輝教授很敬佩的一位中文大學學者是勞思光，因勞思光很多哲學觀點和言論都影響著他的教學生涯，張教授分享：「勞先生的教導是，哲學不是在上課講了就算，不是在研討會上講一下。學術文章，是要落地的，是關乎生命的，這是一個要和人民、和我們當代世界要反省的，不然的話，哲學只是一個語言遊戲，文字遊戲而已，就等於跟你在這裏爭論一下，謬誤等等的話，是沒有意思的。」
他認為，哲學並非空想，而是要實踐在生活中：「比如在哲學裏面，人們如何面對生命、面對當代世界的反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根據，就是思想自由。當你沒有思想自由的話，哲學一定是假的。哲學在過去一、兩千年裏面，所有真正的哲學家，大部份都是反叛者，他們覺得之前的大師都是有問題的，要反對。例如，最有名的就是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他曾經說過『吾愛吾師，吾也愛真理』，這就是說老師很了不起，但真理更重要，所以我不能同意。不是因為你是老師就是權威，就不能不同意。正正的是要反省，反省不只是理論上，而是看到世界、面對的人、這個社會，我們怎麼看呢？我們在一個不公義的時候，怎麼去反應？在一個不合理的時代，我們怎樣去回應？」
他觀察到，如今很多學者為了明哲保身，不再說話，大學成為了買賣知識的地方：「大部份在大學裏的學者，其實在做甚麼？只是知識的買賣。他們忘記了大學的一些基本信念，說回頭，我們從在香港所發生的事當中說起，其實在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裏面，我們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或學者中，不要說讀哲學的，那些讀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朋友，對於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是持怎樣看法、怎麼反應呢？有沒有人公開說過話、為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回應社會上的事情還會多一些，但更少有人會為學術自由而發聲。」他續言：「比如我們看到，在行政方面，和一些重要的位置裏面，慢慢的，再不是由關心香港的人來擔任。很久以前曾經在中文大學，我們的院長，是由我們的同事選舉出來的。選舉出一個文學院長，和大學校長聘一個院長，分別在哪裏？這個院長肯定是，如果是被選舉出來的話，他應該向我們每個文學院裏的教師負責任；但如果是被校長聘任的院長，他主要是對校長負責，因為老闆是校長，不是我們。這裏有很多是十多年慢慢變化而來的。」
張燦輝理解，他的同事們不敢說話，亦面臨著很大的壓力：「我看到很多我們的同事，在無數的遊行裏面，都有出現，但到了大是大非的時候，他們不出聲、不敢說話，為甚麽？我知道，他們在強權專制下，要繼續生活、繼續做他們的事情、教他們的書，盡責任做他們的工作，是很難得的，因為還有很多方面的壓力。《港區國安法》是宇宙國安法，如果我多說幾句話，可能會跟你母親聊天，都可能變成是罪證，因為現在大家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裏。」
對於香港各大學在全球的排名，張燦輝直言：「整個大學排名，其實是甚麼？是鼓勵甚麼？若是獨裁制度下的大學，這件事當然是很大的問題。當比較大學排名和學術自由排名的時候，就能看出來那個質素。目前香港學術自由排名是很低的，跟獨裁國家的排名越來越近。」他指出，在最近20年當中，用大學排名來決定一間大學的好壞，「其實是把大學本身的學術自由發展，從傳統中扼殺了，變得很簡單，大學現在變成一個學術產業。所以如果我們只看到排名很前，其實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他們現在作為一個學者處境的悲哀。」
張教授續說：「現在香港的大學是一個政府領導下的知識工廠，我們從香港的所有大學裏看到，其實基本上不再是香港人的大學，慢慢變成一個政府領導的知識工廠，只關心麼樣為大灣區培養一些技術人員，但是跟我們所說的公義正義、人民、民主自由等等就不要提了，歷史也不要再說了，那不是很悲哀嗎？」
從錢穆AI到唱紅歌 痛心中大變色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在去年的2月20日晚上舉行音詩畫《似是故人來》節目，用上AI人工智能技術呈現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錢穆，提出「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裏，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又請師生唱紅歌《歌唱祖國》。
當時國學大師錢穆逃難到香港，反共立場鮮明，如今卻被中共「擺上台」，為中共塗脂抹粉，這件事讓張燦輝憤慨不已：「如果在尖沙咀唱歌，我不管。但這是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後面是甚麼呢？後面是錢穆圖書館，左手邊，我歷歷在目的，唐君毅的塑像，還有孔子像。唱紅歌的時候，其實就是將錢穆，一個反共的學者，變成為共產黨信徒。怎可以將一個老祖宗，這樣去侮辱？錢穆是歷史系的，把錢穆放在圓形廣場唱歌頌祖國的大陸歌，不就變成歷史事實了，是不是？歷史系的學者若不去指正，就等於是接受了這個謊話變成歷史。我們的要求、在學術標準裏，怎麼就可以不負責任呢？」
最讓張燦輝教授感到悲哀的，是這個荒謬的事件，竟沒有人發聲或批評：「可惜的是什麼呢？在新亞書院，在中文大學的歷史系，將歷史真相歪曲在，卻沒有人發聲，沒有人去批評。不要說在香港的，就是說錢先生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在世界上教導了很多的學者，很多在大學裏面，有名的大學裏面任教的老師，為甚麼他們不發聲呢？」
對比十幾二十年前，很多學生和老師願意站出來發聲，但如今只留下沉默，2021年當自由民主女神像被人半夜三更搬走的時候，也沒有老師發聲。「因為很明顯了，涉及到他的人身安全，白色恐怖的重點的是什麼？就是將我們最重要的，我們免於恐懼、自由的東西取消了。為甚麼以前我敢說話呢？因為我覺得我不怕，我在中文大學裏面寫東西、講話，跟你講話也好，給傳媒寫東西的時候，不會覺得我寫有任何的問題。但是當你發覺現在『立場案』等等，是以言入罪，變成了一個極度專制的白色恐怖。」
眼見短短幾年，香港變色，張燦輝感言：「我們一次又一次被打壓，被壓制，接著721、831，接著『立場案』，一次一次的被打壓，我們根本就不發聲了、投降，或者暫時先將怒火放在心中，是不是？等有一天，歷史會告訴我們，這只是表面上的臣服。獨裁者以為，用強權可令到別人覺得是全世界唯我獨尊，所有人都會拜他；作為一個領袖，這是最大的謊話。皇帝的新衣大家知道的，我覺得只要我們在海外有自由的人，更加要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要說出甚麼呢，盡量能夠說我們相信的真話，繼續告訴身邊的人，我們不會因此就閉嘴，過去Say No的我要繼續Say No。這個就是我們將來繼續做下去、繼續有生命力的其中一個動力。如果自由之地都不能夠發聲，我們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我來這裏幹什麼？我來這裏是想將我自己想的東西，可以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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