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台了救助地方政府的政策之後，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新的貸款和支持措施以提振房地產經濟。鑒於嚴重的房屋供應過剩和開發商不穩定的財務狀況，許多人會疑問北京為甚麼要提振該實體行業。要了解北京的房地產政策，我們必須了解其眼中的風險是甚麼。
經濟學家認為風險是離散的。房主不償還抵押貸款的風險可以精確估計，而且可以提前知道風險的大小。對於一個機構來說，這是一組離散的風險，經濟學家可以放心大膽地去估計。銀行和投資者掌握著大量房主數據，並且能夠非常肯定地知道，如果房主失去工作並且無法償還貸款、取消了抵押品贖回權所帶來的預期損失。
經濟學家對無法定義或不可知的風險則束手無策。銀行可以相對精確地估計房主失業的可能性，但他們很難估計可能導致銀行擠提的壞消息的概率。監管機構也很難量化評估救助銀行所帶來的道德風險影響，這將導致銀行發放更高風險的貸款，而且救助行為會讓銀行期待未來更多的政府救助。
中國面臨著生存的經濟焦慮，但不是西方政府所面臨的那種焦慮。所有政府都面臨著來自公民的壓力。公民要求政府提供經濟利益，但民主政府面臨著公民每隔幾年就要對他們的表現進行評價的壓力，而缺乏民主問責制給中共政權帶來了不同的風險。
中共在國內的威信是通過取得成果來建立的。中共鼓勵賣地為地方政府提供資金，並通過快速城市化和以巨額債務資助的基礎設施建設來增加GDP。開發商可能無法交付公寓、銀行倒閉，或地方政府因過度負債而無法提供公共服務的風險，對中共來說這不是一個選舉風險那麼簡單，而是對中共權力的生存威脅。
多年來，中共監管機構一直強調需要抑制債務增長，並加強對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監管。然而，多年來，他們的債務急劇增長。中共領導人認為，增長放緩和債務增長受限的風險，比看似更短暫的無節制債務的風險對他們的權力主張構成了更高的生存威脅。
中共並不將債務視為風險。它認為喪失權力才是最終的風險。北京的風險評估是，只要中共繼續掌權，任何債務水平都是可以管理的。
在解釋中共經濟政策時，這種風險觀應該是我們的前提基礎。
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支持房地產行業的措施，包括制定希望獲得資金的開發商「白名單」，為地方政府購買土地提供擔保，以及放寬對消費者貸款購買樓屋貸款的限制。再加上政府對該行業的宣傳支持，北京的信息很明確。
從邏輯上講，北京沒有理由繼續為陷入困境的行業提供財政支持。鑒於資產與負債之間差距巨大，房地產開發行業實際上已經破產，而中國人口正在減少，大規模的房屋供應過剩困擾著該行業。在一個多年來資金氾濫的行業投入更多資金只會推遲不可避免的結構調整。
那麼，為甚麼北京的監管機構和銀行還要一邊倒地宣布他們的支持呢？
中共感知到的風險不是金融風險，而是公民對中共管理產生不滿或導致難以忍受的經濟痛苦的生存風險。這會導致無休止地逃避經濟痛苦和結構調整，而這種逃避，最終來自政府持續的救助。中共更害怕失去權力，而不是債務呈指數級增長。
2023年，中共可能會有一個政策傾向。由於房地產開發商的損失高達數萬億元人民幣，無法償還當局的銀行貸款，或從剛剛獲得救助的地方政府那裏購買新的土地，這使得任何經濟痛苦都有可能引發重大金融事件，使整個經濟處於危險之中。對北京來說，與其面對現實，不如用原本就不指望能回收的錢來投資，以爭取時間。
這揭示了中共經濟政策的現實：除了爭取時間，別無他法。北京的任何決定都會冒著巨大痛苦的風險。多年來，中共一直把自己標榜為一個精明的、著眼於長期的政策制定者，而實際上，它只關注於年度目標，其它甚麼都顧不上，中共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積累債務。現在，它別無選擇，只有積累更多的債務來償還永遠償還不清的投資，以避免做出艱難的選擇。
中共通過法律賦予它自己在中國的唯一統治權，壓制一切精神信仰。如果中共相信它可以控制來世，那麼它當然也相信，只要它繼續掌權，它就能夠應付債務壓力。
作者簡介：
克里斯托弗‧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是越南傅爾布萊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滙豐商學院的教授。他專門研究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作為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他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在然後移居美國。#
原文「Chinese Real Estate and Existentialism」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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