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8日上午，我被轉送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
從迫害法輪功起，勞教所積累了很多經驗，警察們在每一個細節上費盡心機，體罰、熬鷹、超負荷勞動、不許眼神交流、不得互相幫助、隨時到來的搜監搜身（脫光全部衣服）⋯⋯為了對付法輪功學員，警察最大限度激發人性之惡，連坐、舉報之風盛行。家人成為要挾工具，無期限監禁更是普遍現象。
尊嚴遭踐踏與連坐他人
我們被送進勞教所後，首先是體檢。同我坐一輛警車來的王大姐，因血壓太高而被拒收，我則被留下。一個警察拿著資料，一邊看著我，一邊與其他警察交頭接耳，勞教所警察與拘留所警察交接後，正式「接管」了我們。
我們約有二十多人站成一隊，經觀察，我發現前後幾個人都不是法輪功學員。
為了增加恐怖氣氛，警察們開始聲嘶力竭地喝斥：「把頭低下，看自己的腳尖」「不許抬頭」「不許看隊長（勞教所警察的稱呼）」⋯⋯
大家被這陣勢嚇著了，紛紛低下頭。我靜靜地站在那裏，挺直後背，目視前方。警察一看，暴跳如雷，幾個護衛隊警察衝過來，有警察手裏拎著電棍。
他們使勁兒把我的頭按下去，只要一鬆手，我就抬頭看向前方，無視他們的存在，就這樣來回折騰了幾次。說實話，我內心有恐懼，太多的法輪功學員被電棍下電擊的經歷，我是了解的。
也許眾目睽睽之下，警察怕事情傳出去，就沒有用電棍，並放棄逼迫我低頭。
隨後，我們都被帶到四大隊，即嚴管隊。
嚴管隊每一天，都充斥著強制、羞辱。因法輪功學員拒絕配合，「連坐」就成為警察對付我們的工具。
比如吃飯，每個監室的人飯前都要立正，唱所謂「改造歌曲」與紅歌，然後等警察喊監室號，大家排隊出來打飯，再次接受羞辱。這裏的監室被冠以「班」的美名。我在第四監室，也就是所謂的四班。
警察喊「四班」時，所有人要聲嘶力竭答「到」、「是」，然後才能排隊出門，跨過門檻時，每個人都要低頭看腳尖，並喊一聲「報告」，穿過監室通道，進入所謂「大廳」，離警察一米遠時，立正喊「隊長好」。警察手裏拎著勺子，坐在兩個盛飯大桶前。
這時，警察要求每個人都要低頭大聲自報：「四大隊四班勞教人員某某求打飯」，打完飯後，要說「謝隊長」。上廁所、洗漱也類似。
我曾拒絕過，不低頭，也不喊「報告」，也拒絕說「求」。警察用「連坐」的方式逼迫我，監室裏其他11人，因此被罰站、吃不上飯、不能洗漱、上廁所。
每個人都處在巨大的壓力與痛苦中，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是無法承受之重。警察的陰險之處還在於，通過連坐的方式，讓其他人敵視法輪功學員。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作出選擇：繼續抵制，讓其他人一起被懲罰，並誤解法輪功學員；或放棄抵制，承受羞辱。最終，我選擇了後者。
陰森氛圍與軟包監室
勞教所的氛圍極為隱秘。走出監室，不許抬頭；在監室內，不許看向窗戶。除了班長（非法輪功勞教人員）監視著大家外，還有24小時監控，在通道巡查的警察也會隨時破門而入。
我想，勞教所營造這種氛圍，除了方便掩蓋真相外，也讓被關押人心裏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中，從而增加恐懼感。
從所謂「大廳」進入監室通道時，途徑的第一個監室是個軟包房間，專門用來迫害不配合的人，基本是法輪功學員。
我曾進去過一次，管班警察與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友。當時，我拒絕配合前面提到的各種羞辱性行為，這位比我年輕不少的校友，翹著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東一句西一句閒扯，讓我在悶熱中直立兩個多小時，直到我左右搖晃，快要暈倒了，才讓我離開。
我被轉到一大隊的幾個月後，一個「包夾」告訴我，她在嚴管隊時，有二十多天在這個軟包監室中參與看管一位四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4個包夾，兩人一組，每組12小時。
中共迫害法輪功過程中，讓普教（非法輪功學員的普通勞教人員）寸步不離看著法輪功學員，這些普教被稱「包夾」。警察會根據不同學員的抗爭情況，教唆「包夾」對付學員。
有的「包夾」為了減刑期，毆打、虐待、舉報法輪功學員，但也有很多「包夾」很善良，她們通過觀察法輪功學員與警察的言行後，背地裏保護我們，我就遇到了好幾位這樣的「包夾」。
這位「包夾」比我年齡大，對我一直很好。她描述說，當時正值最熱的時候，那位學員因不配合，除了深夜被送回監室內睡一小會兒，長時間被關在這個軟包監室內。勞教所不放鐘錶，大家就沒辦法知道時間，據她判斷，可能這位學員最多睡二、三個小時。
警察打學員，將她雙手反綁，雙腿綑一個高板凳上。她吃點東西就吐，警察把破床單撕成條勒住她的嘴，這樣吐出來的東西再生生嚥回去。不讓她上廁所，大小便都在盆裏。屋裏臭氣熏天，看著她的「包夾」受不了，就把怒氣撒在她身上，掐她、打她。
她告訴我，這位學員一周內最少瘦了二十多斤。
比嚴管隊更殘忍的是「集訓隊」，我從不同的「包夾」那裏得知，絕食或煉功，或喊「法論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學員，會被關到集訓隊。集訓隊都是軟包監室，6個「包夾」看著學員，2個一組，互相監督。一般人很難承受住集訓隊的折磨。
國際人權機構被矇騙
諾大的勞教所，發生了這麼多慘無人道的迫害，外界卻很難了解真實情況。
其實，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份手段被外網曝光後，有一些國際人權機組織經中共同意後，前往部份勞教所、監獄等地做過「調查」。
不幸的是，這些所謂的「調查」，不僅發現不了真相，甚至還演變為給中共塗脂抹粉。原因很簡單，中共能夠同意，必然做足了準備。
有警察親口告訴我，她們是怎麼蒙蔽國際機構的。當然，她說這話，並不是透露信息給我，而是試圖讓我喪失信心，放棄抗爭。
我被從嚴管隊轉到一大隊後，負責所謂「轉化」我的一個警察與我是內蒙古「老鄉」，她叫孫樹銀。
當時，人權律師與我丈夫有聯繫。儘管勞教制度沒有法律救濟途徑，律師無法介入，但大家還是希望提起「複議」，同時在外網曝光消息，讓中共感受到壓力，從而尋找幫我逃出牢籠的機會。即使出不去，外界的關注，也能最大程度確保我安全。
當時，孫樹銀在「勸」我放棄提起複議時說，曝光消息沒用，國際社會起不了作用。
她舉了例子。幾年前有一個國際組織來調查，警察用對講機聯繫，來回轉移還在抗爭的法輪功學員。無論國際組織到哪裏，都會撲空。
她說，國際組織離開後，上了高速。她們以為沒事兒了，人家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折回勞教所。
毫無懸念的是，國際組織依然撲了空。孫樹銀說，大門口警察馬上用對講機通知到所有的警察，整個勞教所立刻開始大挪移。
類似經歷，我也有過。在被關「小號」期間，只要有參觀團或所謂檢查團，我就被孫樹銀帶離一大隊。
當然，她不會告訴我真相，總是裝出一副關心我的樣子：「小號」關久了，要帶我出去透透氣，走走路。事後，「包夾」會悄悄告訴我，有外面的人來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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