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要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停止在一片抗議聲中推動一項「分裂性」的司法改革法案。
值得關注的是，就是這位拜登總統，在反對黨零投票的情況下，強行通過了一項規模龐大、極具「分裂性」的世代支出法案；就是這位拜登總統，經常以違憲的行政命令進行國家治理；就是這位拜登總統，在使最高法院失去合法性方面所做的負面影響比現代史上任何一位總統都要多。
無論關於哪個事件，總統的發聲總是頗具影響的。正如《紐約時報》報道的那樣，「以色列議會通過了一項極具爭議的法律，限制最高法院推翻政府部長決定的能力。」《紐約時報》的言下之意就是，有一項新法律限制了司法部門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單方面宣布立法「違憲」的能力。
因為，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以色列擁有一個由高等法院監督的強大的反民主體系，而這個高等法院可能是自由世界中最強大的司法機構。內塔尼亞胡總理的司法改革只通過了一小部份，這將使以色列回到1995年，當時的「司法革命」賦予了法院凌駕於立法之上的最高權力。以色列「極右翼」政府所謂的專制「倒退」很可能會創造出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
如果以色列法院的裁決是基於某種法定權威、傳統法律框架，甚至是現有的法規和法律，那麼司法優先權可能會奏效。然而以色列並沒有憲法。法院的裁決往往是武斷任性的、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不斷變化的，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法院經常阻止中右翼政府通過的法律，原因僅僅是法官認為這個政策不合理。
這種制度是如此瘋狂，以至於法院不僅可以不加解釋地凌駕於立法部門之上，還可以隨意罷免部長和民選官員。總檢察長有權禁止官員參加全國辯論，甚至總理也未能倖免。從任何真正的標準來看，這都不是「民主」治理的政府所為。這是與自由原則相背離的。
媒體喜歡營造輿論，聲稱以色列的抗議活動是「草根人士」的努力，似乎這賦予了暴民道德制高點或支配政府政策的權力。事實上，許多遊行和威脅關閉以色列社會的活動都是由以色列最大、最有權勢的工會組織的，並得到了外國勢力的慫恿。如果總理任由這些抗議者敲詐勒索，他還不如現在就辭職。這種現象只會助長無政府狀態。
每當以色列內部發生激烈爭論時，《紐約時報》記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等憂國憂民的人士就會跳出來，哀嘆以色列民主即將終結。我們會注意到，根據媒體的說法，只有當保守派支持立法提案時，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提案才是「分裂性的」和「極具爭議性的」。現實情況卻是，我們在政治上所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是「分裂性的」和「極具爭議性的」。這就是政治存在的原因。而在以色列，每天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
此外，對於左派而言，「民主」可能意味著超級多數主義或司法暴政。內容可能包羅萬象，時間可能千變萬化。我所說的在理嗎？民主黨人會爭辯說，限制以色列的司法至上主義是對「民主」的攻擊；同時又聲稱上議院尊重憲法，將墮胎等問題交還給選民，是在進行司法至上主義。自以為是的卡爾文球正一路走來。「譯註：卡爾文球（Calvinball），是20世紀80年代的漫畫人物6歲男孩卡爾文（Calvin）發明的一種遊戲，沒有規則，球員們在比賽過程中自行制定規則，因此每一場比賽都是獨一無二的。」
當然，如果以色列最高法院裏充斥著右翼份子，而沒有左翼份子的容身之地，美國媒體、民主黨和抗議者就會站在改革一邊。這一切都與執政原則、正義、規範或「民主」無關。就像那些在國內破壞美國司法機構的人一樣，這是純粹為了權力。
以色列右翼勢力也是為了權力。對此，我並不諱言。然而現在，他們所支持的改革措施遠比現行改革更符合一個正常運作的「民主」社會準則。這是僅僅通過閱讀美國媒體頭條新聞了解世界的人可能不知道的政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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