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取消清零政策並重新開放邊境半年後，幾乎沒有國際遊客來中國。分析認為，這是北京與西方脫鉤的另一個跡象，可能會產生長期負面影響。
外國遊客的稀缺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尤其明顯，上半年到訪這些城市的外國人人數總計不到2019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可比數字的四分之一。
在全國範圍內，第一季度只有52,000人次通過旅行社組織的旅行到達中國大陸，這是有全國數據的最新時期，而2019年第一季度有370萬人次。與往年一樣，近一半遊客來自台灣以及香港和澳門，而不是美國或歐洲等更遠的國家。
半官方的中國旅遊協會理事肖千惠（Xiao Qianhui，音譯）在5月份一次講話中表示：「來自歐洲、美洲、日本和南韓的遊客數量都在大幅下降。」
《華爾街日報》8月3日報道，遊客稀缺也可能導致對華投資減少。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Mark Witzke對政府數據的分析顯示，第一季度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降至200億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為1000億美元。
中國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25年來，中國首次不再是大多數美國公司的前三名投資重點，而且幾乎一半已經進入中國市場的公司沒有新的投資計劃。
外國投資和入境人數下降之際，中國經濟停滯不前，房地產市場低迷，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國可能陷入通貨緊縮。與今年前三個月相比，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北京和西方關係惡化 外國人謹慎赴華
抵達中國的航班數量不足是造成抵達人數低的部份原因，航空公司尚未恢復到新冠疫情爆發前提供的服務水平。但中國和海外旅遊專家表示，由於北京與西方關係惡化，外國遊客也不願前往中國，他們對訪華更加謹慎。
6月，美國政府發布旅行建議，警告美國人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大陸的旅行，因為中共「任意執法」，包括出境禁令和任意拘留的可能性。
中共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於7月1日起生效，內容擴大對違反國家安全標準的解讀，並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實施個人入出境禁令的權力，令外國人深感不安。
波士頓商業顧問Matt Kelly表示，他對15年前騎單車環遊桂林的旅行留下了美好回憶。他又有兩次訪問中國，但表示當前沒有興趣去中國。
「我會回到我所熟悉的中國嗎？是的！」他說，但現在，「中國（中共）似乎確實將自己描繪成非常反西方、反美國。這讓我非常不安。」
「除非迫不得已 否則人們不會去中國」
位於賓夕凡尼亞州的友好星球旅遊公司（Friendly Planet Travel）是一家精品經營商，過去每年向中國派送多達1,500名遊客。其創始人兼總裁Peggy Goldman表示，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該公司還沒有收到過任何要求。
當她的團隊研究人們在網上搜索旅行目的地時，「中國確實處於追蹤的底部。」她說，「圍繞中國（中共）這個話題存在很多敵意。」
總部位於奧斯汀的旅遊科技公司Mondee Holdings的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從北美到中國的休閒旅遊約為2019年同期的40%。2019年，Mondee通過旅行社和其它中介機構銷售了約50萬個從北美飛往中國的航班，約佔當年從北美飛往中國所有航空旅行的五分之一。
哈里斯·布里肯律師事務所為在中國的投資提供建議，該事務所駐西雅圖合夥人Dan Harris表示，儘管企業高管仍在詢問前往中國的旅行，但許多人現在關注的是風險，而過去，他們想知道如何加快簽證速度。
「公司非常非常關心他們的員工去中國的問題。」他提到中共最近對西方盡職調查和其它公司進行調查的消息，其中包括對貝恩公司等全球諮詢公司進行突擊搜查。
「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人們不會去中國。」他說。
Harris過去經常去中國北京工作。但近年來，在公開批評中共政府後，他本人不再前往中國。
NBC新聞報道，由國會資助的獨立華盛頓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研究員Andrew Scobell表示，中共「確實加大了恐嚇力度，其目的是讓人們保持沉默。」
他補充道，「但另一方面，中共這些舉動也會產生不利影響，包括那些華人不敢回中國去了」，也可能「恐嚇到了那些國際企業的行政總裁和其他商界領袖」。
駐華外籍人士離開中國
外國遊客的減少也導致國內從事旅遊接待人士的收入下降。《華日》報道，Snow Yu是上海的一名導遊，過去他帶外國人參觀的生意很紅火。在疫情期間，中國邊境基本關閉，他找了一份英語輔導的臨時工作。
Yu現在已經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主要帶領當地的旅遊團。但他們不需要他的英語技能，而且給的小費也很少。因此，他說收入比新冠大流行前減少了近一半。
另一個避開中國的群體是原先駐華的外籍人士，他們在前幾年充當了中國社會與各自祖國之間的橋樑，許多人邀請家人和朋友來中國觀光。
上海是大多數外國公司總部的所在地，在2022年之前，中國四分之一的外籍人口居住在上海。根據2021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上海有大約16.4萬外國人，分散在多個行業工作，涵蓋了科技、金融和教育等行業。自2022年3月下旬以來，上海遭受為期兩個月的嚴格封鎖，導致上海人口大量外流。
《華日》8月3日報道，37歲的投資顧問Alexander Sirakov去年8月從上海搬回祖國保加利亞。他說，他的外籍朋友圈子裏的大多數人也都離開了，包括住在他大院裏的10個外籍家庭中的8個。
「人們現在認為中國非常遙遠，而且有些疏遠。」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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