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不少新東西，實質是一種權力的重新分配和重新分割，其中一個大家最關注的新設部門是所謂「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原因很簡單，前蘇聯克格勃的前身就叫做社會部，中共早期在延安主持內部整肅的部門也叫做社會工作部，所以這個新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引起了大家的議論。習近平難道要把目前內部整肅的運動變成一種常規的機制，要不停地整肅下去嗎？
另一個讓外界詫異的事情是，二十大已經過去半年多了，社會工作部部長這個角色才公開亮相，據中共官媒《法治日報》7月8日報道，「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已經開始運作，部長吳漢聖7月7日主持了省部級幹部信訪工作專題研討班結業式。這是中共官媒首次披露吳漢聖擔任「中央社會工作部」部長的消息。
開歷史倒車 社會工作部 實質是社會控制部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行政總裁陳闖創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指出：「中共國有一個很大的政治現實，就是名不副實，社會工作原本是個很好的名詞，在西方發明這個詞的時候，主要是為了幫助弱勢群體，包括為他們提供一些福利和心理輔導。」
「在中國以前，在汪洋任上，他在做廣東省委書記的時候，其實也是提出過這樣的想法，本來是很好的一個部門，但現在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十大上，在這樣一個權力再分割、再分配的會議上，提出來成立一個中共中央的社會工作部，實質就成為一個社會控制部。」
「新成立的這個社會工作部，不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不在政府系統裏邊，是在中共中央這個系列裏，它有好幾個職能都是直接從國務院拿過來的，包括拿走了信訪局和對企業商會的管理，然後官方自己說這個社會工作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對基層組織的重建，改變基層組織渙散的局面，那意思就是，它這個社會工作不是一個為民眾服務的那種社會福利部門，其實就是一個社會控制部。」
陳闖創說：「過去幾十年來，在經濟改革這個過程中，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依靠國企，依靠單位，依靠中共，人們可以到外資企業去，人們可以自己創業，當很多人不再依靠共產黨的飯碗的時候，共產黨就懷疑了，你好像要不依賴於我就能生存下去，你要挑戰我，所以中共就想怎麼樣加強基層的控制，怎麼樣把全社會都管起來，最終也就落實到習近平重提的毛澤東的一句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就是黨管一切。我想這個社會工作部為甚麼大家很害怕，就是這個原因。」
中國民主黨海外分部負責人王軍濤在《菁英論壇》表示：「改革開放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家治理機器要現代化，鄧小平當年要搞現代化，他覺得黨管甚麼，甚麼就搞不好，所以他說黨就管大政方針，其它事情都交給了職能部門，按照專業規則去管，但是習近平上來要恢復黨領導一切，要把中國社會重建成一個集權社會，就是回到毛澤東或者史太林時代，由一個獨裁者來統領一個小的執政集團，通過這個執政集團來控制全黨，通過全黨統治全社會。社會工作部就是控制社會的一個部門，這個實際上是開歷史的倒車。」
王軍濤說：「共產黨的權力鬥爭和機構演變中還有一個規律，在獨裁的這種政體中間，實際上一些邊緣的機構，以後可能會在權力鬥爭中變成真正的核心機構。比如像康生的社會部最早設置的時候，就是對一些社會人士進行身份甄別，比如從延安、從很多地方來的這些所謂的社會上的人士，要對他們進行甄別，在他們中間去找是不是有國民黨特務，結果後來毛澤東在權力鬥爭時，據有些老的社工部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把康生變成了一條狗，讓他來亂咬人。」
「所以我覺得不排斥這個可能，因為從後面來看的話，吳漢聖肯定是給習近平立了功的，而且是在要害部門立了功，在習近平進行所謂二十大奪權和二十大之後的人事布局上，吳漢聖是在最關鍵的時候，通過中紀委國家監委駐中組部的紀監檢查組組長這個職務，控制住中組部的人事運作，他在那兒做這個立了功。所以以後他要在社會工作部，你可以想到，這個人他不會去真的按照專業的方式去抓甚麼社會工作，他可能又是按照整人的方式，比如左手拿帽子，右手拿刀子，然後逼著這些基層幹部，去實現習近平的這種重新建構、打造一個集權社會的目標。我覺得社會工作部將來有很大的演變空間，是服務於習近平的權力鬥爭需要，他如果覺得中國正在內憂外患，要強化對社會的控制的時候，那他可能會賦予社會工作部很大的一些功能和職能。」
社會部權力機構龐大 新克格勃上線
《大紀元》資深編輯與主筆石山在《菁英論壇》表示：「目前這個社會工作部主要還是在強化中共在社會方方面面的各種控制，北京不但要在中央設立這個中央社會工作部，而且據說各個地方政府，包括縣一級，都要設這樣的一個機構，當然它是設在黨委裏面，它不是政府部門，是一個黨的部門。」
石山說：「當中共設置機構的時候，如果它只設置中央一級，就是一個指導性的，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怎麼樣處理問題，當它是一級一級都設的時候，它實際上是有了實際的權力，因為它是一個縱向的管理部門，可能有自己的人事，有自己的一套東西，所以那個權力是非常大的。」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對《菁英論壇》表示：「在中共二十大的機構改革方案中，中央社會工作部的職能主要負責民間的黨建、基層治理，工作內容除了信訪，還要統一指導全國性的協會、商會裏面的黨的工作，還有指導混合所有制的企業，非公有制企業等新經濟組織裏的黨的機構，還有新社會組織就是新就業群體的黨建工作，還對社會上做義工志願者也要進行管理。」
「中共以前就有所謂的黨政工親婦的那種分工，還有街道辦和村級的組織，都在中共的黨的控制之下，現在這個中央社會工作部，就是要把私有企業、非政府組織，新就業群體，比如說送外賣的群體都納入黨組織的控制之下，我聽說有些縣裏面的那個肉菜市場，就是賣菜的、賣雞鴨魚肉這個市場，要把這些小販都組織起來，把黨建設的那個概念放進去。所以說中共的控制要比原來的更細微更新式，就是要在基層把共產黨的權力建立起來，有人的地方，就必須有共產黨組織。」
郭君說：「現在的中共是用中共的家法來治理國家，基本上就是黑社會的做法，這種做法功效甚微，因為治理層次越多，社會資源浪費越大，人為的製造的權力就越來越多，之後官吏貪污也會越多，社會的問題會更大。」
「歷史上共產黨的社會部，最後很多時候都事實上演化成超級特務機構，像克格勃正是這樣，以後，中央社會工作部很可能就成為習近平對黨內整肅的一個利器，可能演變成共產黨的另外一個刀把子。」
郭君在節目中還回憶了自己父親在延安整風時被康生整的一段內幕。郭君說：「我的父親他是三八年去延安的，他因為讀過書，所以在延安整風的時候被審查的很厲害，審查了一年半，他以前跟我說過這個故事。他說延安整風就是由社會部負責，逼著他承認是國民黨特務，最後他挨不下去了，就是一定要他交代，他就亂編故事了，說自己是特務。」
「那你怎麼當特務？他說怎麼去聯繫，因為不讓睡覺嘛。後來有一天，他看有把槍放在那裏，他就把那個槍拿起來，就照自己腦袋開槍，結果發現槍裏沒子彈，這個時候審查他的人就走出來了，說你通過審查了，因為特務是不會自殺的。他說那個槍就是負責審查的社會部的人故意放的。很多年之後，他還很害怕中共的這個整風審查，對康生那批人他是怕的要死，怕到血液裏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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