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全球經濟陷入淒風苦雨，分配不均和脫貧還是大課題，而如何讓經濟永續發展或成長更是大哉問，經濟學能否扮演角色受到關切。不可否認的是，工業革命之後許多地方的經濟增長有著輝煌成就，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現代經濟增長」就成為一門顯學。先是探討「經濟如何起飛？」接著探索「如何持續成長？」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好幾次頒給經濟發展學者和經濟增長學者。

經濟增長是脫貧動力

在經濟起飛的研究上，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路易斯（A. Lewis,1915~91）認為一國的平均儲蓄傾向必須高達12%以上，才能到達經濟起飛的程度，而已故的蔣碩傑院士更以嚴謹的數理分析得到經濟起飛的條件，亦即一國的平均儲蓄傾向（儲蓄佔總所得比例）必須大於（資本佔總所得比例）和人口增長率的乘積，他也以實際資料得到台灣的經濟起飛是在1963年。經濟一旦通過起飛點就得以「自力成長」，好比飛機一旦起飛之後就能在空中自在飛翔。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得到世人的肯定並被模仿，所謂的「經濟自由化和出口導向政策」可作為簡單的涵括。

在經濟增長理論上，最有名的當屬「新古典成長模型」，代表人物是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R. M. Solow）。不過，精緻的新古典成長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常與實際現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個靜止不動的長期穩定均衡方面，與我們熟知的，許多國家有連續成長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實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長模型推論出，技術與偏好相同的國家，每人所得會逐漸接近；這與世界銀行1984年的研究和顧志耐（S. Kuznets，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研究都有違，事實上，貧富國家之間的成長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成長模式和政府政策應當如何？

到1990年，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Paul M. Romer） 發表〈內生技術變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這篇劃時代論文，「新成長理論」於焉出現。羅默將技術由「外生」（即「我們不知道的」或「無知的」），轉為「內生」（即「可以創造發明的」），做了一番驚天動地的變革，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起的「中美貿易戰」，「技術剽竊」就是一大關鍵因素，也證實「技術是可以研發創造的」。但這種「知識」卻很莫測高深，往往不是個人或民間所可單獨為力的，必須政府的大力支持才可。就是對「政府干預與否」的看法，與芝加哥學派傳統扞格，出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羅默，乃由芝加哥大學出走到美國東岸的紐約大學。

「內生技術變革」的理論基礎就是「知識具共享性」。在人力資本和科技資源所發揮出的創意和創新，需要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於是原本無法與央行總裁、財政部長，甚至貿易談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學部門主管與教育部長，由於科技、訓練，以及教育政策將被全世界所有國家視為政府必要與合法的責任，其重要性與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善加執行這些政策的難度甚至更高，其地位乃水漲船高。特別在知識經濟盛行，電腦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無遠弗屆、AI興起的21世紀，將更為明顯。

在經濟理論上，「內生技術變革」所表達的是「報酬遞增」或「生產力向上」的情況，而壟斷性競爭市場也取代完全競爭市場，於是「稀少性」這種經濟學一直以來的假設，將被「富足性」取代，而過去二百多年來基本經濟分析的土地、資本、勞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東西」取而代之。為了明確表明此種變革，就必須以高深數理模式來呈現，經濟學數理化的境界乃更見提升，數理經濟學也更為興盛。

羅默建立的「內生技術經濟增長」模型，將「知識」完整的納入經濟和技術體系內，使其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羅默提出了四要素成長理論，除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資本和「非技術勞動」外，又加上了人力資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專利來衡量，強調創新）。他在2018年也因這個創見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另一方面，當1980年代蘇聯和東歐，以及中國都不約而同放棄共產體制、朝向自由經濟之路發展，且在經濟增長上取得重大成果後，所謂的新興國家就如雨後春筍般一一湧現，甚至於成長的成就凌駕先進國家，於是發展模式或成長模式應當如何，成為熱門課題，特別是中國的放權讓利、漸進改革的方式被普遍推崇，而「休克或震盪療法」與漸進開放孰優的論辯，以及「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更是方興未艾，其中，「制度變革」是主角，如何平穩過渡和如何「永續發展」一直是熱門話題。政府角色的扮演和政府政策應該如何更是中心課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是被探討的熱門案例，經過40多年的快速成長，中國經濟是不是到了崩潰的時候？是不是仍然像蘇聯1930年代和1950年代一樣的曇花一現而急速隕落呢?

返還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操

羅默在1990年發表的〈內生技術變革〉這篇劃時代論文，被大衛‧華許（David Warsh）這位記者兼經濟學家，在2006年寫成的《知識與國富論：一個探索經濟增長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這本書作為主角，講述經濟學和成長理論演化的故事。

華許在生動且精彩的講述當代經濟學的演進之後，更點出了重要的意涵。正如華許在該書最後一段所指出的「經濟學讓人興奮的盛況目前已達顛峰。不過最大的挑戰仍然橫亙面前，比國家財富更『深層』的秘密還有待發現，也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稱之為道德情操的天賦—關於人性，也是我們宣稱的人道。」畢竟羅默所帶動的新成長理論或知識經濟學，係基於高科技的帶動，由而創新的日新月異讓報酬似乎遞增，人類也好似越來越富足。

不過，不要說全球的「赤貧」還消除不了，連先進國家中都出現明顯M型社會，中產所得階層流向低層者眾，而地球暖化、天災人禍連綿不絕且越來越嚴重，恐怕都是可怕的後遺症。而當2023年初「Chat GPT」迅速爆紅，引來AI取代人、奴役人、科技發展對人類究竟是好或壞，甚至人類會不會被滅絕等等深層問題都被熱烈討論。

就在2017年，筆者寫作《亞當·史密斯》一書，重溫並廣泛閱讀一些文獻，而後再消化、咀嚼且深思後，已經有返還「簡單」、「明確」的結論：「千規律、萬規律，只有自由市場規律這一條」，而「善用資源、惜用資源」、「和諧分工合作」，讓「天生我才必有用」發揮作用，人人抱持「同理心」、「同情心」盡職盡責，而在「自助、互助、人助、天助」下「永續發展」所呈現的「代代相傳」、「明天會更好」也就得以實現。

要知道，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才是根本，而《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則是探索財富（wealth）的本質，以及如何促進財富的增長，是典型的探討「經濟增長」課題。我們實在有必要回歸亞當．史密斯，好好返本歸真向史密斯挖寶。

所以，正如大衛·華許所說的，是應該到了喚回經濟學的始祖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或「倫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時候了！

順便一提，今年（2023）6月是亞當·史密斯誕辰300周年，在這個日子裏，更讓我們感懷他的真知灼見及悲天憫人的胸懷！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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