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白馬騎士會來拯救他們的孩子，他們必須自己行動。56歲的加州媽媽艾琳‧弗萊迪（Erin Friday）發現她自己就是拯救11歲女兒的白馬騎士。整件事的開始很平淡無奇：只是幾個聽起來很孩子氣的暱稱和字母表中的幾個額外的字母。但其實並不簡單。
幾個女孩，包括弗萊迪的女兒，在前院喋喋不休地談論她們在學校學到的一些新東西。她們對新鮮潮流很熱衷，而在她們心中，無趣的老媽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甚麼也不懂的恐龍。
「五個女孩，她們每個人都選擇了一個字母表上的字母，她們對我咯咯笑著說，『你是順式，你不懂的。』」弗萊迪告訴《大紀元時報》，「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順式』這個詞，然後她們說，『好吧，嬰兒潮一代。（意為老朽的一代）』」（註：順式，cis，cisgender的縮寫，意為順性別者）
那是2019年，弗萊迪的女兒上七年級。這是做母親的第一次意識到問題的出現：「他們到底在學校教我們的孩子甚麼？！」她想知道。隨著這種跨性別文化的發展，好奇心變成了擔憂。「哦，這可能只是青春期。」她起初想。
弗萊迪女兒曾經是《我的小馬駒》節目的忠實粉絲，但是她開始披上寬鬆的運動衫。弗萊迪認為這只是隨著女性氣質的綻放而「害羞的行為」。弗萊迪自己也經歷過。但隨著《我的小馬駒》粉絲進入了「士兵女孩」的領地，繫上了戰鬥靴，隨著她的長髮女性朋友開始使用男人的名字，隨著紫色和綠色染髮劑的爆炸式髮型，媽媽的擔憂更加嚴重。[ 註：《我的小馬駒》（My Little Pony）是小女孩喜歡看的美國流行電視節目。]
中學性愛教育中的有毒種子
因此，這種奇特的文化開始結出奇怪而有害的果實。孩子們開始流行給自己起一個標籤。有些女孩認定自己為泛性戀（pansexual），而另一些女孩稱自己為多角戀者（對多個伴侶開放），整件事都變得很荒謬。「她的女童子軍團的成員中，有一半都是變性人。」弗萊迪說。束胸行為出現了。少女的聲音一夜之間低沉了下來。
「我女兒認定自己是『泛性戀』，她當時才11歲。我11歲的女兒沒有任何性行為。」弗萊迪說，「她的一些朋友選擇了『女同性戀』，但沒有人選擇『直』，我猜，用她們的術語來說就是『順式』，因為『直』很無聊。（對她們來說）選擇性別就像挑選香草冰淇淋一樣。」
反諷的是，弗萊迪注意到，這些女孩很愛看《暮光之城》（Twilight）裏那些英俊的男性角色。她們畢竟仍是女孩子。
熊媽媽憤怒了。她被聖卡洛斯（San Carlos）中央中學（Central Middle School）背叛了。她曾經信任她女兒的老師們。弗萊迪知道大多數老師的名字，因為她經常在學校做志願者。他們有時一起去喝酒。
「無論老師說甚麼都是可貴的和真實的」，弗萊迪說，「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是父母，然後是老師。」她信任他們，然而學校讓她失望了。
倒不是老師自己變性。這位媽媽了解到第三方是如何插手進來的。那些人在學校進行了五個小時的性教育。打著「健康連接」（Health-Connected）這樣的旗號，聽起來無害，但它絕不是無害的。「在五個小時的教學中，他們花了整整一個小時來教授性別意識形態，製作了『性別麵包人』漫畫。他們一邊指著大腦和身體部位，一邊告訴孩子們，你可以有一個女性的大腦和一個男性的身體，反之亦然。」
弗萊迪說，老師們害怕那些以「真實的自我」出現的學生，所以他們向這些學生屈服，並區別對待他們。這些學生被當作是不凡的、別具一格的，他們被視為獨角獸，並被吹捧為超級巨星。「那些處於邊緣的孩子，他們沒有很多朋友，或者可能性格有點奇怪，他們以跨性別者的身份出現，就成為了明星。」她說，「如果你是白人、中產階級或富裕，而且是異性戀，你就是壓迫階級，你很無趣，你沒有甚麼出眾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不健康的水果成熟了。在2020年COVID大流行期間，學生被封鎖在家學習時，弗萊迪震驚地得知公立高中一直在使用她女兒的男性代詞，她質問學校為甚麼。在電話中，學校告訴她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給學生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弗萊迪覺得這很荒謬。她的女兒就在她樓下。
「他們以一種非常非常奇怪的方式回應（女兒改變她名字一事），『哦，好吧，我們沒有合法地這樣做。』」弗萊迪說，「我告訴他們，『你實際上不能這樣做』，我是她母親。記住這一點。我是她母親，而你們不是她父母。」
「我想我一定是『不安全的因素』，因為我用的是她的女性名字和她的女性代詞。然後兒童保護服務（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CPS）出現在我家門口。警察後來也來了。」
CPS認為她的女兒有自殺風險，理由是她在學校iPad上搜索過自殺方法。儘管CPS最終放棄了調查，但弗萊迪對學校使用自殺作為可能的虐待指控的藉口感到憤怒，而他們正在偷偷地、厚顏無恥地對她女兒進行性別轉型。
面對所有這些瘋狂的事情，她女兒的青春期，女孩的標籤，學校的背叛，以及CPS來敲她的門，弗萊迪的本能看到了事情的核心。引起她女兒的性別錯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封鎖引發的抑鬱症，而不是其它任何因素。她並不是唯一一個因COVID而陷入精神混亂的孩子。無可置疑。
至於解決方案，對於弗萊迪和無數其他父母來說，這是未知的水域。
她為女兒聘請了一名治療師，但是治療在開始之前就失敗了。治療師堅稱弗萊迪對女兒少女的記憶是「不正確的」。「我想，『哇，太豈有此理了。她3歲時就喜歡上了《我的小馬駒》，難道她從小就等待有那麼一天她會突然轉變，告訴我們她是個男孩？」弗萊迪說，「我有一個兒子。他們之間非常不同。」
治療師給弗萊迪強調了「41%的自殺機會」的說法。「當我向她詢問有關這個說法的研究時，我很清楚她沒有讀過那些論文。但是我讀過。」弗萊迪說，「如果（作為律師）我引用了一個我沒有讀過的案例，我就會被解僱。所以這就是未能治療女兒抑鬱症的治療師的下場。我解僱了她。」
在弗萊迪看來，似乎整個世界都瘋了。
找回迷失的女兒
現在熊媽媽應該從沉睡中醒來，跟女兒進行一些嚴重的性別對話了。第一步是找到一位性別批判（gender-critical）治療師。治療師更感興趣的應該是了解為甚麼女兒不下床，不刷牙，不吃飯，而不是兜售意識形態。
與此同時，弗萊迪將不得不用知識武裝自己。她作了深度研究。她閱讀了瑪麗亞‧凱夫勒（Maria Keffler）的《禁令、戒毒和解毒：讓你的孩子遠離性別邪教》（Desist, Detrans, & Detox: Getting Your Child Out of the Gender Cult）等書籍，收聽了本傑明‧博伊斯（Benjamin Boyce）介紹變性者的播客和「性別：更寬的鏡頭」（Gender: A Wider Lens）等節目。
就像剝開一層層腐爛的洋蔥一樣，她發現了跨性別運動越來越黑暗、越來越險惡的本質。那些專門針對跨身份兒童的在線團體向兒童灌輸有毒的教條。他們的父母因為拒絕承認孩子的身份而被誣陷為惡棍。
情況還遠不止此。這些團體用骯髒的色情內容轟炸他們，這些色情內容一波又一波地出現，弗萊迪將其描述為「無法接受」。當查看女兒的上網瀏覽記錄、設備和社交媒體時，她在身邊放了一個水桶，以防她無法忍受而嘔吐。
她自己的孩子與她對抗，她們彷彿處於鴻溝的兩邊。為了尋回她迷失女兒的思想，她必須彌合差距。
她知道甚麼行不通：長時間的討論，給出科學的證據，保持沉默，希望事情能過去。它不會過去，她知道。你必須正面解決它。
雖然她的女兒必須自己弄清楚這些東西，但熊媽媽會沿途扔下有用的麵包屑——那些問題和暗示會在她的腦海中留下「小裂縫」，直到足夠的真相之光閃耀，現實大顯。
「我問她關於強生疫苗的問題，我說『哦，天哪，這對女性不好。你可以注射嗎？」弗萊迪說，「她對我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說，『我不是女性！』然後跺腳離開了。但這是一場勝利。我的意思是，（我用疫苗的潛在危險提醒了她）她無法避開這些生物學現實。」
另一條戰線就這樣展開了：
「我問她為甚麼認為她是個男孩，她回答說她不喜歡她的乳房。」弗萊迪說，「我追問道，『還有甚麼？』『我不喜歡月經。』」「好吧，現在你確定了為甚麼你不喜歡做一個女孩。但你為甚麼認為你是個男孩呢？她無法回答，她當然會生氣，但這在她的思想中留下了裂縫。」
弗萊迪全力以赴地與謊言和無形敵人作鬥爭。她辭去了工作，每天花16個小時追溯跨性別思潮的惡魔根源。她現在將跨性別主義視為「邪教」。
為了打破邪教對女兒思想的控制，弗萊迪嘗試了一種在車裏播放古怪邪教播客的策略。穆尼派邪教（The Moonies cult）通過以毒品為動力包辦集體婚姻。弗萊迪試圖通過這個網誌讓女兒明白，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另一個人的要求下被欺騙。
弗萊迪向女兒暗示，「有些人認為跨性別主義就是一種邪教」，然後走開，讓她自己思考。
應對女兒的問題是弗萊迪的職責。她沒收了大量的設備，搜查了她的房間，並在床墊下發現了一堆iPhone。媽媽發現了女兒有多狡猾：每個社交媒體帳號中她都有兩個。一個只給媽媽看的Instagram，而另一個是給她跨性別「朋友」看的影子帳戶。
弗萊迪甚至用不同的名字稱呼她的女兒，包括男性名字，因為女兒還沒有準備好接受她的女性名字。
整個過程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但女兒終於接受了她的名字，這是她們即將成功的標誌。面對媽媽無情的轟炸，跨性別的謊言崩塌了。弗萊迪是對的：隨著女兒的抑鬱症消失，焦慮引起的性別角色也消失了。
「抑鬱症開始消失，這非常重要，因為跨性別身份是對抑鬱症和焦慮的不適應反應」，弗萊迪說，「一旦你解決了根本問題，跨性別的思想就開始消失。」
弗萊迪知道，真正的成功那一刻是在聖誕節家庭度假之前，當時她的女兒在挑選泳衣。
「我給了她一堆不同的泳衣選擇，包括男孩短褲和背心之類的東西」，弗萊迪說，「她選擇了女性泳衣。哦，天哪，我要哭了，那件她小時候經常從我這裏偷走的比基尼。」
跨性別戰爭硝煙未滅
對弗萊迪來說，戰鬥獲勝。但對於無數仍然在危險中的孩子的父母來說，戰爭仍未結束。於是，熊媽媽繼續前進，深入敵境。她想了解切割（性器官）和絕育兒童的幕後黑手是誰。
（左翼人士）將這些有獨立思想的人貼上「錫箔帽」的標籤（意為抵制思想控制），用這個標籤壓制人們探尋真相的努力。但弗萊迪仍然坦率地說：跨性別主義不僅是一種邪教，而且是大型製藥公司的現金源，他們以性別轉換兒童的形式從終身患者身上獲利。
「這是一個價值110億美元的行業」，弗萊迪表示，「這是一個九頭蛇怪。有些人為了經濟利益而推動這一點。醫學界和大型製藥公司正在推動這個思潮，因為每個跨性別的孩子價值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美元。他們是終生的醫療患者。」
這位媽媽補充說，在整個社會中傳播跨性別主義也是對人口的故意淘汰。
「這是優生學」，她說，「我們告訴一個喜歡玩女孩東西的小男孩，他必須是一個女孩，而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小男孩也可以喜歡玩女孩的玩具，但並不意味他是女孩）。因此，他長大後可能會成為一個同性戀，但現在我們正在把他轉變為一個女孩，這將使他絕育，這就是對人口的淘汰。」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這個社會墮落的程度還要更深。弗萊迪指出，所有這些都進一步推動了戀童癖的正常化。戀童癖是一種在社會底層潰爛的戀物癖：它體現在各個領域，時尚、娛樂、政治和其它污水池。
弗萊迪說，這種思潮的最終目標是「摧毀家庭」和「摧毀我們的民主」，並補充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實際上可能導致我們整個社會的崩塌。
這位前律師選擇不重返工作崗位，而是留在前線戰鬥。她加入了「我們的職責」（Our Duty）組織，這是一個沒有等級制度的由父母營運的國際團體，由家長成員自由支配，在他們的環境中採取行動，打擊跨性別主義。他們擬定法律，在政府機構面前作證，並為絕望的父母在瘋狂的世界裏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自由轉身。
「我哭了一年，可能是一年」，弗萊迪談到她的動機時說，「我有嚴重的抑鬱症，我想自殺，因為我不能看著我的女兒死於刀割，又同時看著這個世界為她受刑而歡呼。」
她通過聲音將悲傷轉化為行動。雖然一些父母在行動中使用假名，但弗萊迪選擇了不同的策略。
「我要成為一名倡導者，讓我的孩子確切地知道我在做甚麼」，她說，「我現在用我的真名發言，因為我們需要這樣做。這並不危險。他們不能取消我們所有人。」
今天，弗萊迪對女兒持謹慎樂觀態度。現年16歲的她，未來還遠未確定。隨著大學的到來，性別戰士將面臨壓力，而互聯網上仍然充斥著潛伏的侵犯者。弗萊迪說，沒有「安全的地方」。
然而，她大膽地預測。
「現在，我真的不相信她會被詆毀，因為她真的很享受她的女性身體」，弗萊迪說，「但她被這個思潮俘虜過一次。在她25歲大腦額葉形成之前，我不會睡得很香。」#
原文「California Mom Reclaims Young Daughter From Clutches of Trans Agenda in Middle School—Here's How」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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