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案｜專家：起訴理據「未經驗證」存多項弱點｜大紀元時報香港

幾位律師和其他專家表示，對前總統特朗普持有軍方文件、阻撓政府取回這些文件的起訴，是基於一個未經驗證的法律理論，這個理論存在許多弱點。

描述此案時，媒體稱特朗普涉嫌非法保留了總統任期內的機密文件。然而，指控迴避了這個問題，而是利用《間諜法》中的一個條款，將不交出國防信息的行為定為犯罪。起訴書進一步指稱，當政府通過傳票要求提供文件時，特朗普和工作人員沃爾特‧諾塔（Waltine Nauta）隱藏了這些文件。

一些律師告訴《大紀元時報》，指控人們違反《間諜法》時，檢方有很高的舉證責任。這引發了一個問題：調查開始時是否能適用《間諜法》？如果不適用，調查過程能視為妨礙司法指控的依據嗎？

前聯邦檢察官威爾‧沙夫（Will Scharf）說：「這裏的關鍵法律問題是《總統記錄法》和《間諜法》之間的相互作用。」

1978年的《總統記錄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規定，總統卸任後，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NARA）負責保管其所有官方記錄。

該法允許前總統保留個人文件，如不用於政府事務的「日記、日誌或其他個人筆記」。

2023年6月13日，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前總統特朗普出庭前，群眾站在法院門口。（Madalina Vasiliu／英文大紀元）

NARA網站寫道：「如果前總統或副總統在個人才料中發現總統檔案（Presidential records），他或她應及時與NARA聯繫，確保將這些檔案移交給NARA。」

然而，《總統記錄法》並不是一部刑事法規。若前總統拒絕交出一些文件，或聲稱顯然是官方的檔案是私人文件，他最多只會面臨民事訴訟。

在這類問題上，幾乎沒有司法先例。2012年，司法觀察組織（Judicial Watch）試圖迫使前總統比爾‧克林頓交出他擔任總統期間保留的幾十盤採訪錄音帶。

克林頓聲稱，這些錄音帶是個人私隱，法院也支持他的觀點。奧巴馬總統任命的艾米‧伯曼‧傑克遜（Amy Berman Jackson）法官甚至認為，法院無法對總統認為甚麼是和甚麼不是個人檔案的主張進行猜測。

傑克遜法官寫道：「由於總統在職期間，完全受託管理、處置總統檔案，本法院很難斷定：國會的立法意圖減少他的權力，讓他無法隨心所欲處理個人記錄。」

然而，司法部現在卻主張，根據1917年的《間諜法》，前總統因持有他們在擔任總統期間保留的文件，可能受到刑事指控。

「這是一個全新的法律問題」，沙夫說，「它以前從未被檢驗過。在這種情況下，從來沒有依據《間諜法》進行起訴。」

一些律師認為，不能這樣行使《間諜法》，因為它本來就不應以這種方式來運用。在1978年之前，前總統擁有總統任期內的任何文件，包括所有國防信息。從來沒有人認為他們持有這些文件違反了《間諜法》。

2023年3月28日，華盛頓的美國司法部大樓。（Madalina Vasiliu／英文大紀元）

傑西‧賓納爾（Jesse Binnall）是另一宗案件中，代表特朗普的律師。他說：「國會已非常、非常清楚……適用於總統和前總統的法律是《總統記錄法》。適用於其他所有人的法案是《間諜法》，它有不同的要求。」

保守派司法倡議組織「第三條款計劃」（Article III Project）創辦人、律師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他在一條推文中說：「即使總統解密了他的總統記錄，並在離任時拿走了這些檔案，他仍可根據《間諜法》受到指控。我保證這一理論，在最高法院是行不通的。」

缺乏「犯罪意圖」的證據

起訴書的大部份內容，是關於特朗普「故意」（willfully）保留國防文件，即指控特朗普有「犯罪意圖」。

然而，起訴書並沒有為這種意圖提供證據。

2022年5月11日，司法部獲得一張傳票，迫使特朗普交出所有機密文件，包括電子檔案。

其中一個關鍵指控是，特朗普指示諾塔，在他的律師前來檢查文件箱、找出傳票所需的文件前，移動了文件箱。

據稱，諾塔從特朗普存放總統任內物品和文件的儲藏室搬出64個箱子，並將其搬到特朗普度假村的住所。

起訴書稱，根據海湖莊園的錄像紀錄，在特朗普當時的律師埃文‧科科倫（Evan Corcoran）搜查儲藏室，以尋找被傳喚的文件前不久，諾塔又搬回了30個箱子。

起訴書稱，挪動這些箱子，是為了向科科倫隱藏一些文件。起訴書引述了一條短訊，諾塔在短訊中說，特朗普讓他把一些箱子放在他的房間裏。

諾塔說：「我認為他想從中挑出一些文件。」

沒有證據表明，特朗普是否真的翻看了這些箱子，如果是，他又在尋找甚麼。

2022年8月8日，當聯邦調查局突擊檢查特朗普位於西棕櫚灘的海湖莊園住所時，在儲藏室和特朗普的辦公室裏，發現了102份帶有機密標記的文件。

一些律師認為，特朗普應會在法庭上對該傳票提出質疑，因為它的範圍太過寬泛了。特朗普很可能擁有許多帶有機密標記的文件，但它們已經解密了。網絡上可找到大量的這類文件。

此外，傳票中沒有提到國防信息，國防信息不一定會被標註為機密文件。

起訴書指出，特朗普涉嫌「致使」（caused）總統記錄被運到海湖莊園，並指控特朗普從2021年1月21日開始，故意保留31份特定的國防相關文件。

有關將箱子移至海湖莊園的細節仍不清楚。《新聞周刊》（Newsweek）報道稱，有27個箱子被意外運到了特朗普家中。特朗普前律師蒂莫西‧帕拉托雷（Timothy Parlatore）說，這些文件是美國聯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搬運的。

起訴書沒有解釋，特朗普如何知道要隱匿哪些具體文件。它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特朗普基於任何犯罪意圖，決定取得和保留這些文件。

沙夫說：「他們所使用的論據存在非常嚴重的法律缺陷。」

他認為，如果《間諜法》指控經不起司法審查，那麼額外的妨礙司法指控，就不應獨立存在。

沙夫說：「司法部長期以來的做法是，除非存在潛在的犯罪行為，否則你不會起訴妨礙司法或任何與程序相關的犯罪。」

「因此，如果司法部對某事件展開調查，有人涉嫌妨礙調查，但事實證明調查本身沒有充份根據，通常不會導致起訴。」沙夫說。

然而，在涉及特朗普的調查時，檢察官通常會單獨提出程序犯罪指控，例如在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中將（Lt. Gen. Michael Flynn）和他的2016年總統競選顧問喬治‧帕帕佐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的案件中。

前FBI特工、舉報人史蒂夫‧弗蘭德（Steve Friend）說：「我認為，特別是在這個案件中，你可以看到FBI已將程序犯罪武器化。」

「他們會在一些薄弱、間接的前提之下，對某人展開調查，然後在調查過程中，希望他們能提出程序犯罪的指控。」他說。

特朗普與克林頓的待遇大相逕庭

有跡象表明，特朗普期望能像克林頓和他的妻子、前國務卿希拉里那樣與政府協商。

在今年早先，CNN市政廳節目上，特朗普說，根據《總統記錄法》，他被允許與NARA「協商」哪些可以保留，哪些不可以保留作為個人物品。NARA拒絕了這種解釋，但特朗普指的可能是2012年的克林頓案。

起訴書還顯示，特朗普詢問過他的律師，他是否可像希拉里在2015年那樣處理傳票。當時希拉里的律師，對她在國務院任職期間的電郵進行了臭名昭著的整理，並將其中約一半的郵件刪除，聲稱這些郵件與工作無關。FBI後來發現有數千封與工作有關的電郵丟失了。

「如果我們直接告訴他們我們這裏甚麼都沒有，不是更好嗎？」據稱，特朗普多次這樣詢問，並引述了克林頓的案件。

賓納爾說，特朗普提出的這些是「絕對有效的法律問題」。

「這就像你說，『恩，等一等。如果在法律上（克林頓的律師）能這樣做，而且成功了，為何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方式處理呢？』」賓納爾說。

檢察機關的不當行為

此案由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提起，他是前聯邦檢察官，於2022年11月18日被美國司法部長加蘭任命為特別檢察官。

史密斯飽受共和黨人批評，因為他允許檢察官在本案中，以及在他以前擔任司法部刑事司廉政處（Public Integrity Section）處長時肆意妄為。

賓納爾回憶說，10年前，史密斯領導的檢察官在大陪審團面前，侵犯了一名被告的憲法權利，導致法院駁回對被告的指控。他說，在同一案件中，檢察官沒收了他客戶的電話，並沒有使用過濾小組，來防止調查人員看到賓納爾與他客戶的特權通信（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即律師與委託人之間，基於通訊保密特權不得強令洩露的信息）。

在特朗普案中，史密斯設法獲得了一項司法命令，以破壞特朗普的委託人-律師特權，但這個問題可以重新提起訴訟。

他說：「我認為，我們會看到基於違反律師-委託人特權的動議，要求禁止出現（某些證據）。」

前聯邦檢察官威廉‧希普利（William Shipley）表示，特朗普的律師也可能試圖在審判中，刪除在海湖莊園突襲中獲得的證據，理由是搜查令過於寬泛。

「問題是沒有『具體』描述要扣押的物品。」希普利在一條推特上寫道。

賓納爾還預測，有人會試圖以檢察機關的不當行為為由，要求撤銷此案。

帕拉托雷告訴媒體，當他自願在大陪審團面前坐下來接受詢問時，他看到了這種不當行為的許多實例。

他接受CBS新聞採訪時說，其中一名檢察官指責他「拒絕」回答一個涉及律師、委託人之間特權通信的問題。帕拉托雷不得不提醒陪審員，他並沒有拒絕回答，而是道德原則禁止他這麼做。

還有報道稱，檢察官向諾塔的律師暗示，他在華盛頓的法官職位申請，可能與他的委託人是否願意合作有關。

「這是另一個明顯的檢察機關不當行為的例子」，賓納爾說，他認為加蘭任命史密斯，即暴露了他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