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共在「國外敵對勢力」——蘇俄共產黨的操控下，在上海成立。其直接目的是，顛覆中國的合法政權——中華民國。
1917年，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顛覆俄國現政權後，建立起一個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為了避免孤立無援，1919年3月，列寧領導建立起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開始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
如何「輸出革命」呢？第一步，就是由共產國際出面，在各國建立附屬於蘇俄的共產黨，然後支持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顛覆本國的合法政權，建立附屬於蘇俄的政權。
為了「吸引」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對蘇俄產生好感，列寧先後於1919年、1920年發表兩個「對華宣言」，宣布放棄沙俄與中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放棄沙俄在中國的租借和領事裁判權；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份；放棄在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等。
這兩個對華宣言一發表，立即在一些中國人中間，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中，產生強烈反響。當時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李大釗等人歡欣鼓舞，認為這個新生的蘇俄政權實在是太好了，蘇俄是人類的希望，蘇俄是中國的榜樣，中國要走蘇俄的路。
列寧發現他甩出的兩個「釣餌」在中國有人「上釣」後，從1920年開始，不斷派人，帶著錢，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籌組中國共產黨。
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外事處代表維經斯基到達北京，與李大釗等人見面。一番晤談，一拍既合。之後，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與他的好友陳獨秀見面，商議建立中共的事宜。
為了便於維經斯基開展工作，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負責為他籌措經費，並派遣特使攜帶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變賣。
維經斯基到中國後，上海、北京等地相繼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出版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為籌建中共奠定基礎。
1921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馬林帶著錢來到中國。6月6日，馬林抵達上海，與李漢俊、李達等人籌備召開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六個外地共產主義組織（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東京）寄送通知，邀請六地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並給每個代表匯去路費100元。代表回去時，每人再送50 元路費。
毛澤東就是靠這筆錢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並在會後遊歷杭州、南京的。毛此時在長沙師範附小主事，年薪僅百餘銀圓，他不斷給報社投稿以賺稿費，很辛苦。直到獲得中共中央每月寄給湘區的活動經費後，毛的經濟狀況才大為改善。
關於蘇俄資助中共成立及國共合作，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1920年維經斯基來中國，與陳獨秀、李大釗及其他有關人員聯繫，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中國共產黨代理書記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
中共一大剛開過，1921年8月，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等五人被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使盡力氣，聘請法國律師應訴，花了許多錢打通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最後以《新青年》雜誌有過激言論罰款5千元結案，所有款項皆由馬林向共產國際領取支付。
1922年6月30日，中共二大召開前夕，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專門報告了中共黨費的收支情況。
根據陳的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中共從共產國際得到的款項共計1萬6千6百55元，自募僅1000元（月均不足100元）。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長陳獨秀向與會代表作政治報告時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萬5千元，其中1千6百元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
中共三大一結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談到，中共現有黨員420名，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整個（中共的）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
俗話說：「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對於這個道理，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很清楚。他起初不想要共產國際的錢，怕因此受制於共產國際，但是，沒有錢甚麼都辦不了。比如，他被拘捕後，沒錢就「撈」不出來。正是共產國際的錢，讓他可以辦《新青年》雜誌，讓他免了牢獄之災。
陳獨秀對於拿共產國際的錢，經歷了由「半推半就」，到「受之無愧」，再到「開口要錢」三個階段。
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寫信給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要錢。信中寫道：
「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提前舉行。我們期望經過不長時間能從您哪裏得到一千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
中共國際代表馬林的檔案詳盡記錄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資助情況：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3000元；1925年預算月領2250元，4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3萬元以上；1928～1932年，每月預算5萬元左右。
1927年以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比如，1927年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3萬元；開辦黨校得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民運動問題得款近5萬元；9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1萬元；12月準備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款近10萬元。（這段提到的「起義」應為「暴動」）
據中共歷史檔案財務統計，1927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的各項款額接近100萬銀圓。
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蘇共提供了約10萬盧布的經費。會議按照蘇共的旨意，選舉工人出身的向忠發任中共政治局主席兼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主席。
1928年上半年，共產國際給中共撥款12.5萬盧布。之後，蘇共政治局決定：1928年下半年增至34萬盧布。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密會他的小老婆楊秀貞之後，被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拘捕，隨後移送給淞滬警備司令部。向忠發被捕後，經不住嚴刑拷打，為了保命，很快就招供了。他在供詞中說：
共產國際幫助中共每月1萬5千元美金，（相當）中國的五六萬元。實際上，共產國際的錢是蘇共提供的。最近中共中央的經濟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上。
向忠發被拘捕後，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分批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去了。
1931年9月18日，中國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隨後日本關東軍侵佔中國東北三省。
1931年11月7日，國難當頭之際，中共在蘇共支持下，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開武裝對抗中國的合法政權——中華民國，公開鼓勵中華民國境內的蒙古人、回族人、藏族人、苗族人，黎族人、高麗人等少數民族搞民族自決，直至建立獨立國家。
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稱，蘇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事無鉅細，幾乎一包到底」。
中共在江西等地「佔山為王」，成立「國中之國」，煽動分裂和顛覆中華民國，自然受到中華民國的圍剿。到1934年，中華民國先後發動五次圍剿。第五次圍剿，中共大敗，被迫撤出江西，開始所謂「長征」。
1934年10月，中共開始長征前夕，與共產國際的電報聯繫中斷。直到兩年後才恢復。
1936年6月16日，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拍發的第一封電報，就是要錢要物。電報說：「請你們訊問（共產）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並要求提供飛機、重炮、高射機槍、步槍、子彈等。
1936年11月20日，張聞天再次向王明、康生告急：「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裏等候。」
1936年12月5日，張聞天第三次給王明、康生發電報：「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指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
1936年12月2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要求向中共「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50萬美元」。
1938年2月，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50萬美元。
1938年7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回30萬美元。
1941年7月7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
共產國際是1943年5月15日解散的。在共產國際存續期間，一直在資助中共。
中共究竟從共產國際或從蘇共哪裏拿了多少線？由於資料的不完整，很難有一個準確的答案。
但是，中共是喝共產國際或蘇共的「洋奶」長大的，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中共得到共產國際或蘇共資助問題，由於涉及外國政府在中國尋找代理人顛覆中國合法政權這個敏感話題，長期以來都是中國學者研究的禁區。
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時代的變遷，歷史黑幕背後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
1982年，中共出了內部讀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1989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再出公開本，內有陳獨秀1922年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1923年中共三大的政治報告，中共依靠蘇俄提供的經費建黨的事實得以曝光。
1989年和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編譯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及荷蘭學者東尼·塞奇編譯的《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再次提供了一批中共接受蘇俄資金的具體史料。
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蘇俄、蘇共、共產國際的檔案相繼解密。1994年、1996年俄文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926～1927），1997年、1998年，中國出版中譯本，又披露很多中共接受蘇俄資助的細節。
英文版的《中國法律與政府》雜誌在1997年第一、二期上，發表一組從1930年代中後期直至1940年代中後期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檔案，直接涉及共產國際資助中共的數據。
2001年，俄國學者石克強整理了九份來自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檔案，發表於北京的《百年潮》，也從一個側面提供了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資助的線索。
2004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楊奎松研究員發表《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對這一專題做了較為詳盡的史料梳理，大致可以窺見蘇共資助中共的概貌。
正因為中共是喝共產國際或蘇共的「洋奶」長大的，中共從成立之日起，長期不得不聽命於蘇共。中共從領導人的任命，到組織建設，到路線、方針、政策的確定，都由莫斯科搖控。
蘇聯解體後解密的蘇共檔案顯示：1923年至192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12次，作出738個決定。連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後，甚麼時候派甚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甚麼等細節，都有明確指示。
從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到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從南昌暴動到井岡山武裝割據，從中央蘇區肅反到陝北根據地肅反，從王明、博古被確認為中共領導人，到毛澤東被確認為中共領導人，等等等等，都是蘇共說了算。
蘇共把中共套牢後，將兩次對華宣言中的承諾忘得一乾二淨，全盤繼承了沙俄侵略中國的成果。不僅如此，蘇共比沙王更進一步，出兵中國的外蒙，並在外蒙駐軍，直至把外蒙從中國分裂出去；吞併中國的唐努烏梁海地區；侵佔中國的黑瞎子島；承認偽滿洲國；在抗日戰爭期間與侵略中國的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等。
蘇共在對中共的洗腦中，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人類的解放者」，把所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當成必須打倒的敵人，讓中共跟著蘇共反帝、反封建，而蘇共搞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比歷史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被洗腦後的中共完全生活在蘇共黨文化的話題體系中，被蘇共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甚至認蘇聯為中共的「祖國」，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時，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到最後，中共認馬列為自己的老祖宗，淪為馬列主義操控下的洋子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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