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要求釋放中國記者董郁玉,同時還有外國學者和記者聯名要求北京當局重新考慮對董的間諜指控。

2022年2月,中共黨媒《光明日報》前高級編輯董郁玉在北京一家賓館與一名日本外交官共進午餐時被捕,日本外交官受到中共當局盤問,數小時後獲釋,而董則自此一直被拘留。

2023年3月23日,董郁玉的家人得知,董的起訴案已送交法院進行審判,可能數月或數年才能開始審理。

周一(4月24日),他的家人首次就此案發表公開評論,稱當局指控董郁玉犯有間諜罪。其家人表示,這些指控是捏造的,可能是為了打壓異議。

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總裁Eileen O’Reilly和國家新聞俱樂部記者研究所總裁Gil Klein共同發表了一份聲明,要求釋放中國記者董郁玉。

聲明說:「我們要求中國(中共)政府釋放中國資深記者董郁玉,因為沒有證據證明他的案件審查是司法公正的。

「董郁玉被捕後,家人一直沒有見到他,而且只允許他的律師會面一次。」

聲明還說,許多西方記者和外交官都熟知董郁玉,他過去曾為《紐約時報》撰稿(在中共當局要求停止後就沒有繼續),曾多次獲獎,並獲得了在日本和美國的獎學金(哈佛尼曼獎學金)。

聲明說,董郁玉是一名有著良好記錄的記者,中共官方針對他的指控行動不會促進外界對中國的正面看法,「我們敦促(中共)政府釋放董郁玉,並撤銷對他的指控」。

國家新聞俱樂部的執行主任Bill McCarren也發推文說:「我從2006年起就認識董郁玉,聽到中方政府如此嚴厲對待他,這讓我很傷心。他不是間諜。他是一名記者。他們應該立即釋放他。」

海外學者和記者聯署公開信 要求北京重新考慮對董的指控

此外,目前已有60名知名外國學者和記者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北京「重新考慮對董郁玉的嚴厲指控」。

公開信表示,當局沒有向董郁玉的律師出示他犯罪的證據。

這些外國學者和記者表示,董郁玉一直定期跟外國外交官、記者和學者會面,在這一點上他跟世界各地的許多記者沒有甚麼不同。而且他們與董會面都是在公共餐廳,而且約定會面計劃也是公開的,往往通過微信。

公開信說,不應把正常會面解釋為間諜活動,並質疑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正常互動。

「我們的交流被稱為『民間外交』正常的一部份」,公開信中寫道,國外與董郁玉的交往中「從未有過任何詭計或間諜活動的跡象」。

公開信還說,「如果中國和世界其它地區建立富有成效、開放和穩定的關係,與董郁玉這樣的人會面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可以把這些會面視作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還會有誰願意來中國會見中國記者、學者和外交官」。

董郁玉突然被控間諜罪 家人發聲

董郁玉的家人周一說,目前還不清楚對董的審判何時開始。

根據中共法律,間諜罪可被判處重刑,輕者3至10年,重者可判處終身監禁。對於被認為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嚴重罪行,甚至可被判處死刑。

其家人還表示,董郁玉既不是間諜,也沒有充當外國特工。親友們形容,董與美國和日本學者、記者和外交官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是公開、光明正大的,是中國多年來一直鼓勵的正常知識和文化交流的一部份。

董郁玉的家人在聲明中表示,他們認為,中共當局可能試圖壓制知識份子,並阻止他們與外國人會面。

一位家庭成員說,董郁玉被拘留事件令人震驚,因為政府此前並沒有對他與外國人交往提出異議,而似乎現在這卻變成了間諜指控的依據。

據家人說,他一直被關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個看守所。在他被拘留的前六個月,當局依據一項法律規定將董關押,該規定禁止他與外界接觸。

家人說,調查人員已經調查了董與日本外交官(包括日本駐北京大使)的交往,以及在外國大學的獎學金情況。家人說,針對董的指控單提到了他的獎學金,還提到日本駐華大使館。

「言外之意,是中國(中共)政府將日本大使館和外國獎學金視為間諜組織。」董的家人說。

董郁玉參加過六四 觸及過中共敏感話題

董郁玉從北大畢業後,於1987年開始在《光明日報》工作。他曾參加過1989年六四學生抗議活動。在被關押一年後回到北京,保留了在報社的工作。

在《光明日報》,董郁玉是一名具有改革思想的寫手,經常撰寫關於經濟事務的評論。他還共同編輯了1998年的一份由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寫的文集,其中許多人呼籲中共建立一個更加透明和獨立的司法系統。

他還為《炎黃春秋》撰寫過文章,並觸及過敏感話題,如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他倡導「憲政」(指的是西方的分權和法治)。

他在2012年《炎黃春秋》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威權主義的高壓確實可以產生比民主憲政制度更高的效率,也確實可以在某些『路段』創造出令人眼花繚亂的『衝刺』速度」,但這種速度不能持久,「反而會阻礙社會進步的整體進程」。他認為歷史趨勢有利於憲政共和國。

董郁玉的家人說,作為一名持自由觀點的無黨派人士,董在《光明日報》不會得到敏感信息,他在報社內部也一直被邊緣化。中共監察員曾去審查該報的政治立場,並在2017年的評估說,董過去的一些文章是「反社會主義」,包括他在《炎黃春秋》寫的有關文革和憲政的文章。董的家人說,這一發現使董面臨降職風險,但一位高級編輯當時保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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