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頭條】美智庫：《國安法》後港政商環境宛如破碎地基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就香港商業環境風險發表評估報告，指出自2020年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的法制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原本的政商環境宛如破碎地基，該報告分析了企業在香港商業經營環境恐面臨的風險，並給出建議。

該報告指出，過去三年香港最根本的變化是，建立在《基本法》和英國普通法基礎上的法律體系，轉向受《國安法》強化的政治規範管轄的體系。新法律建立了與香港傳統機構平行的權力體系，同時允許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對這些司法管轄區進行干預，並可能與《基本法》的規定相衝突。

此外，自《國安法》和COVID-19病毒限制措施實施以來，人口外流在香港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2019年夏季以來，香港人口減少了2.9%。英國政府在2021年為持有英國海外國民（BNO）護照的香港持有人提供了五年入籍途徑。據英國內政部2023年2月1日公布，已有逾14.4萬名港人移居英國。

香港近年淨遷移數據反映人口嚴重流失（大紀元製圖）

香港商業環境面臨五大風險

該報告分析了《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商業經營環境面臨的風險。

首先，香港體制結構的變化，給香港獨立貨幣港元及其通過聯繫匯率制度掛鈎美元的未來帶來新的風險。目前，香港金管局仍維持公開強調該制度保持不變。但該智庫指出，港元穩定的風險不是來自香港，而是來自市場對北京意圖的不確定性。

如果北京方面在某個時候就港元的未來發表公眾意見，相對於金管局的聲明，這些言論在全球市場上的影響力可能更大。香港的地位對北京的好處是，香港允許資本流入和流出中國大陸，其法律和制度體系對外國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更具吸引力和更易理解。但如果這些外流加速，也可能危及中國本身的金融穩定。

港元與美元掛鈎的最有可能替代方案不是貨幣自由浮動，允許市場定價，而是將港元與人民幣重新掛鈎。這意味著香港將導入中國的貨幣政策。港元實質上將轉變為離岸人民幣。如果北京和香港的利率出現明顯差異，資金將迅速流向收益率較高的地區。這種變化將使北京需要在北京與香港之間，或香港與世界其它地區之間實施更嚴格的資本管制。

智庫認為，香港需要自由開放的資本流動，以維持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生存。但香港貨幣與美元掛鈎的任何變化都會引發新的問題，無論人們如何評估北京偏好改變的可能性，這仍是任何在香港經營的公司或金融機構都必須謹慎考慮和管理的重大新風險。

外資以香港作亞太區總部的公司數目（大紀元製圖）

風險二，報告提出，總部位於香港的金融機構，正面臨中美雙方制裁活動相關的新合規風險。有理由擔心雙方未來可能會加強使用與制裁相關的控制措施，並可能尋求阻止在香港執行相互衝突的指令。全球金融機構可能會被要求更加努力地平衡業務和合規風險，而與其決策相關的政治風險不斷上升。此外，《國安法》規定，任何人「從事向外國請示、串通、接受指示等活動」，即屬違法。因此，外國金融機構可能因為僅通過遵守美國的制裁政策，在香港招致法律風險。

風險三，《國安法》對香港法律和制度框架的改變，給法治的持續運作和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帶來了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新的權力體系，使得香港法院在與商業和金融交易相關的幾項事務中的管轄權不明確。雖然《國安法》明確處理刑事案件，但仍不清楚如何將其適用於未來與商業和金融機構相關的民事案件。在此類民事訴訟中，香港法院管轄權的終點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權力的起點的界限是由北京的政治規範決定的，而不是由香港決定的法律限制。

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自 2019 年抗議活動和國家安全法通過以來，公眾對香港法律體系質量及其獨立性和公平性的看法直線下降。

主權移交後公眾對香港法律制度質量的看法（大紀元製圖）

風險四，香港的新聞自由、思想和資訊自由交流等風險上升。商業和金融依賴於可靠和可信的訊息。在《國安法》之前，按照全球標準，香港的媒體環境非常寬鬆。彭博社最近報道稱，出於對《國安法》含糊不清的界限的擔憂，金融分析師的自我審查水平很高，即使是公司內部的報告也是如此。香港的分析師現在擔心類似的待遇，這減少了金融資訊的流動。

香港媒體環境已經收緊，未來商業或金融市場透明度所必需的報道將由更少的媒體和記者進行。除了新聞業，現代經濟和金融體系運行所需的，更廣泛訊息流的透明度和可訪問性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包括經濟數據和公司財務業績的基本報告。

外藉律師於香港工作人數：2016-2022年（大紀元製圖）

風險五，香港的數據安全是《國安法》通過後新的不確定因素。使用新的合法權力來源獲取數據和控制公司訊息，給管理內部和客戶數據的企業帶來了新的風險。除了對客戶和消費者維護私隱的潛在責任外，還為在香港經營的國際企業帶來了關於企業數據和知識產權的新擔憂。

如何因應香港法制結構變化

該智庫指出，香港環境進一步變化的障礙將是政治因素，商界和金融界的集體遊說和公共關係可以影響香港和北京的政治算盤。商界應儘可能利用機會，直接傳達香港地位不確定性的後果。此外，關注中美對香港的政治動態和期望，有助於了解合規和商業相關風險何時可能加劇，以及關注涉及國家安全案件和結果、香港的外國人口和參與以及法律體系內的結果的關鍵數據。

此外，該報告強調獨立媒體對香港未來的重要性。在遊說和反對根據《國安法》對香港法制結構進行改革過程中，獨立媒體機構的命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應強調「假新聞」法或對媒體機構的進一步打擊，會危及商業和金融交易所必需的訊息流動，並會給公司適當應對誹謗和虛假資訊造成新的困難。

報告最後說，香港商界的持續發展，需要更多的記者和新聞機構來監督當地的商業、金融和政治活動。反過來，報道香港事務的本地和國際記者人數的減少，將反映香港作為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國際重要性正在下降。香港的經濟復甦，與資訊、出版、言論自由的萎縮，顯然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