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非自由主義勝出時，自由民主就會消亡。」「他們怎麼敢自稱是進步派？他們是倒退派，他們是反動派，他們是壓迫者。」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說。
艾倫德肖維茨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名譽退休教授，也是美國最頂尖的憲法律師之一。他自稱是自由派民主黨人，由於為極不受歡迎的公眾人物辯護而受到左右兩派的嚴厲指責。
德肖維茨：當我為他們喜歡的人辯護時，人們會愛我；當我為他們不喜歡的人辯護時，人們會恨我。你越是不受歡迎，我就越有可能想為你辯護。
德肖維茨介紹了他的著作《原則的代價：為甚麼正直是值得付出代價的》（The Price of Principle: Why Integrity is Worth the Consequences）。
楊傑凱：艾倫德肖維茨，歡迎你再次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德肖維茨：謝謝你邀請我。
1. 黨派偏見成原則 真正堅持原則會被「取消」
楊傑凱：對我來說，你的著作《原則的代價》來的正是時候。這些正是我一直在糾結的問題。黨派偏見是否已經支配一切？在某種意義上，黨派偏見幾乎成為原則了嗎？
德肖維茨：我想說，雖然黨派偏見已經起支配作用了，但這是一種完全沒有原則的黨派偏見。如果你膽敢把原則放在黨派偏見之上，你就會被取消，你的團體就不會再與你扯上任何關係。不管那些原則是甚麼，你都必須百分之百地效忠於黨派。
我給你舉個例子，卡羅琳甘迺迪（Caroline Kennedy）的父親（即甘迺迪總統）寫過一本著名的書，名叫《正直與勇敢》（Profiles in Courage，又名《當仁不讓》）。
我覺得，我在特朗普總統的彈劾案中為他辯護，是表現出了一點勇氣，儘管我是一個自由派民主黨人，曾兩次投票反對他。
在一個晚宴上，卡羅琳甘迺迪說，如果她知道我被邀請參加這個晚宴，她絕不會來。馬薩諸塞州奇爾馬克市的公共圖書館是自由派的堡壘，取消了我的演講，並停止傳閱我的書，都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我代理辯護的人。
儘管我投票支持的候選人和他們一樣，但這是不夠的，他們說我「幫助特朗普總統，成為代表他的憲法律師之一」。這就是事情目前變得有多麼過份。
楊傑凱：你在書中說，原則實際上已經成為黨派之爭的一種武器。你是甚麼意思?
德肖維茨：人們聲稱捍衛原則，卻將其用於黨同伐異、結幫分派，這與原則背道而馳，也是欺人之談。今天，民眾無法成為有原則的人。如果你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你就會為此付出代價。沒有人願意秉持原則，沒有人在乎是否言行一致。
共和黨人非常高興地表示：「哦，我們不會讓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註1】有機會開聽證會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理由是距離選舉只有8個月了。」
然而，在（2020年）大選前幾周，當特朗普總統提名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法官時，他們說：「哦，那很好。」然後你問他們：「原則是甚麼？」而他們標榜的原則是：「因為我們可以，我們有足夠的（國會）票數做成這件事。」民主黨人做了同樣的事情，他們不讓人說話，而且攻擊人，在當今的學術界這種情況尤甚。
我最近才知道一件事。當時我在跟紐約一所城市大學的校長共進晚餐。她說，在我曾就讀的紐約城市學院的布魯克林學院，法學院的教員們現在一致投票抵制以色列，而且只抵制以色列。他們在畢業典禮上的主要演講人是一個鼓吹對以色列實行恐怖主義的傢伙，他不相信以色列有存在的權利。
我今天不想在這裏討論以色列問題，但是，如果那所大學的學生敢對全體教員的一致投票持不同意見，他就不會被推薦獲得華爾街的工作或（法院）書記員職位。這不是教育，而是宣傳。
我在哈佛的50年教學生涯中，從未在課堂上表達過一次個人觀點。我教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甚麼。今天，教室成了宣傳工廠，而他們（學生們）將成為我們未來的領導者。
2. 「任人唯賢」成白人至上主義
楊傑凱：你在書中有一章談到系統性種族主義。請評估一下，美國仍然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嗎？這讓我想到整個「覺醒主義」運動。從本質上來講，這是偽裝成原則的黨派立場，不是嗎？
德肖維茨：是的，任人唯賢成了一個骯髒的詞，你不能任人唯賢，那是白人至上主義，必須要有種族優勢。但是當有種族優勢存在時，就會有種族劣勢存在。
看看（起訴）哈佛大學（招生歧視）的案子。是誰在起訴哈佛大學？是亞裔學生，因為他們受到歧視，因為黑人學生有（錄取）配額。
該案件將提交給最高法院，我認為最高法院會以正確的方式作出裁決。
但你知道會發生甚麼嗎？大學會作弊，所有名牌大學都會作弊，仍然會保留種族配額，但是他們會給自己的行為換個不同的說法。
這與過去南方（各州）為了迴避最高法院廢除種族隔離的決定而採取的做法，有甚麼不同嗎？南方也作弊了。他們假裝沒有隔離，其實存在隔離。大學不應該作弊，不應該想方設法迴避最高法院的裁決，但是，我向你保證他們會這樣幹。
3. 政府非常努力反種族主義 「覺醒派」把反自由行為合法化
楊傑凱：你認為哈佛學生（錄取）配額制，是一種種族主義嗎？
德肖維茨：不是，我認為這是消除種族主義的一種嘗試。然而，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嘗試，它引入新的種族主義元素，最後是不會成功的。我們不是一個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國家。我們是一個系統性的反種族主義國家。
我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長大時，我們是一個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反天主教和反拉丁裔的國家。這種情況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發生巨大的變化。
（1962年）我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時，我是班上第一名，是《法律評論》的主編，而且有可能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律書記員，但是我（作為猶太人）甚至沒有得到面試的機會，除了一家華爾街公司外。而我申請了32家華爾街公司。他們都拒絕我。那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這在今天的美國已經不存在了。
今天，我們偶爾會有種族主義，政府非常努力地試圖克服，有時反應過度了。我是說，也許改變21世紀美國的最重要事件，很可能是弗洛伊德之死。它改變了一切，（無論是）在公司、在媒體，還是在大學。我們對種族問題進行反思是正確的。
殺害弗洛伊德是不可原諒的、可怕的，但是這一個事件戲劇性地改變了我們。這種轉變已經發生，而且它已經在路上了。不過，這一事件如此迅速、戲劇性地改變美國，結果卻不是平等。結果是引入一種新的不平等，一種反「任人唯賢」的做法。
楊傑凱：我訪問過的許多人認為，這實質上是放縱一種反自由運動的出現，你在書中以多種方式描述過，它製造一個機會，把反自由的行為合法化、制度化。
德肖維茨：我想，這麼說是對的。不太激進的人，從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共產主義者，到今天的「覺醒派」一代，都在尋找機會。他們找到事件，利用來推動他們的敘事和議程。問題在於，他們往往是對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體面的人，就是現在想在大學裏實行審查制度的人。我傾向於同意他們的很多實質性觀點，但不同意他們的手段。他們並不在乎手段。他們認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他們的烏托邦就要實現了，所以我們不需要平等保護、正當程序和言論自由等重重壁壘。◇（未完待續）
【註1】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現任司法部部長；奧巴馬總統於2016年3月提名他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補斯卡利亞大法官的空缺，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拒絕舉行聽證，直到2017年1月3日第114屆國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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