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真相】李強入常難風光 將成中共最弱總理

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大權獨攬已是眾所周知。以黑馬之姿躍升為中共二號人物的李強似乎成了中共政局最大的未知數。

李強曾是習近平的心腹大祕，他的強勢升遷之路是習近平一手打造。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底掌權之後，李強的官運勢如破竹。他先是在2013年初被提拔為浙江省長，緊接著，三年之後又被調升為另一經濟大省江蘇的省委書記。在江蘇任職僅一年多，就轉調中國最大城市上海，成為這個中共入常跳板之地的第一把手。

李強在上海期間應付疫情不力，很多人認為，封城失策的災難性後果會成為他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大阻力。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強不僅入常，而且還打破常規，直接跨越所有其他人選成為中共第二把交椅的待任總理。

有人說，現任團派總理李克強是被習近平邊緣化了的最弱的一位總理。其實，李克強再弱也還是國務院行政系統的政府首長，可以發出「改革開放不會停頓，黃河長江不會倒流」的不同聲音，和習近平分庭抗禮。

但是，李強不同，李強的權力是習近平賦予的，所以他必然在各方面都會毫不猶豫地忠誠於習近平的理念。他在上海期間就嚴厲執行習近平不合情理的清零政策，日後在他領導國務院期間，自然也不會違背習近平的意願。李強很難走出「習近平大祕」這個角色。國務院很可能會因此淪為黨中央的應聲蟲。總理變跟班，李強尷尬的弱勢地位將前所未有。

底氣最弱的草根總理

1959年7月，李強於浙江省溫州市瑞安縣出生。1976年，在文革期間沒能好好讀書的他，17歲就到縣裡的一個機電排灌(排水、灌溉)站當了工人，後來又到瑞安縣工具三廠幹了一段時間。恢復高考後，李強在一所不出名的寧波農業專科學校（現在叫萬里學院），學了4年農業機械。

李強入常成為總理人選之所以讓人驚訝，是因為和中共以往的各任總理相比，李強在各方面都顯得背景薄弱，底氣不足。他基本上算是一個從草根階層爬上來的官員。當他成了候任總理以後，老家的人在他的故居舊宅大肆慶祝。

差強人意的學歷，顯然是李強難以服眾的最大弱點之一。雖然他先後在浙江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進修管理專業，還拿了個碩士文憑，但那也只能是裝裝門面。李強在沒有什麼家庭背景，也沒有什麼特出政績，幾乎是草根狀態的情況下，一路攀升成為中共一人之下的頂層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貴人」習近平。

李強在主政江蘇之前，從政40年都沒有離開過浙江，是個地道的草根官員。沒有習近平的庇護，他可能至今都還走不出浙江這地頭。沒有習近平的資源，他以後即使當了總理也難有立足的根基。所以，李強注定了只能跟著領導跑，以習近平馬首是瞻。

溫州模式起家自宮命脈表忠心

李強的弱勢不僅在他的背景方面表露無疑，在執政方面有更多無可奈何之舉。

李強常把故鄉溫州引以為傲地掛在嘴邊。他說，他在溫州生活學習到19歲。其實，李強在溫州的經歷遠遠不止19年。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仕途也是在溫州開始的。他的從政經歷中最愛打的就是溫州牌。溫州模式也是給他的早期仕途屢屢加分的主要重點。可惜，他後來為了順從上意居然自打嘴巴，否定了他賴以起家的溫州模式。

1982年，李強從農校畢業以後，又回到了老家溫州的瑞安縣。但他並沒有把農機專業學以致用，而是轉入仕途。從縣團委書記做起，沒多少年就做到了浙江省民政廳副廳長。2002年當李強再次回到溫州時，已是溫州最年輕的市委書記。

溫州模式是更接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種以民營企業為主導的模式。當地政府扮演了「無為」者的角色，減少行政干預，因而激發了民間經濟的活力。溫州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就享譽全國一枝獨秀。

李強作為土生土長的溫州人，親眼見證了溫州自由經濟模式的成長過程以及所帶來的經濟奇跡。他在主政溫州期間，又進一步放寬了溫州的市場環境。他曾對媒體說：「溫州是吃改革飯發展起來的，溫州的改革不能丟。」李強在擔任浙江省長後，三年內曾五次赴溫州考察。後來，李強還沿襲溫州模式的簡政放權的核心理念，率先在浙江富陽嘗試權力清單制度改革，大幅削減政府管轄的行政權力。自2015年初起，李強力推在浙江建設開放式的文化旅遊特色小鎮。

浙江最大的活力來自民本經濟。李強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浙江需要新一代企業家人才。他在私底下和阿里巴巴的馬雲等後來被整肅的民營企業家都保持著很密切的關係，曾把馬雲視為他最喜歡的聊天對象之一。

不難看出，李強很明白，改革和開放是發展的命脈，在這一點上，溫州人李強和中共内部力主改革的團派並無多少差別。但是當習近平強調計劃經濟管控和打擊民營經濟，走回頭路的時候，李強作為習近平門下的近臣卻高調附和，大力執行。這無異於自廢武功。

共產黨體制中，保持對領導人的忠心始終被看成是第一位的。李強雖然重商、重人、重經濟，但是他畢竟靠當官營生，他最重視的必然是主宰他升遷的領導。為了升遷，他不惜自毀根基。

上海封城成死穴

中共二十大後，李強在沒有正式接任總理職位之前，卻率先接任了曾由李克強兼任的應付疫情領導小組組長一職。這一職務其實是點出了李強仕途中的致命弱點，那就是李強在上海封城期間的表現。李強在一次會議中強調要「充分認識、充分肯定」三年來中國疫情防控取得的「巨大成效」。這個不光是吹捧習近平，也是對自己在上海抗疫期間政績心虛的表現。

實際上，在習近平堅持動態清零政策時，李強在上海最初是主張精準防疫的，採取了較寬鬆的防控手段，也傾向一些專家提出的與病毒共存做法。然而，當最高領導決定採取更嚴厲措施時，他表現出了一種分裂狀態，迅速否定自己，表露忠誠。

上海是中國的龍頭，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工業、金融、外貿和航運中心。李強在主政上海的最後階段，因為強力推行封城嚴控的清零政策，上海封城兩個月，做成這座活力四射的國際化經濟大都市的重創，幾乎變成了一座死城，經濟和民生都瀕臨崩潰。這差點毀了李強的政治生涯。

按照慣例，疫情失控地區的領導是要被問責下台的。武漢病毒爆發導致的武漢封城災難，迫使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下台，香港疫情失控，使得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也無法連任。但唯獨在發生更大疫情災難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不但沒有被問責下台，還有驚無險地成了中共排名第二的常委。這彷佛是帶病提拔，不光會導致中共其他官員有異議，曾飽受隔離苦難的老百姓也會不服。

李強會因此對習近平更加感恩戴德，更加忠誠不二，但這也必然導致李強以後的執政根基不穩，全賴習近平支持庇護，他的總理地位也更加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