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本月初,據新聞報道稱,一次常規安全檢查發現,在一輛用於運送高級官員和外交官的英國政府車輛內藏有一張可以追蹤和傳輸長期行動的SIM卡;該設備置於一個從中國進口的密封部件內。由於受到保修條款和商業協議限制,這些部件在安裝時沒有被打開,所以無法弄清楚裏面有甚麼間諜軟件。一位安全領域專家告訴《每日郵報》,這可能意味著中共和俄羅斯的情報機構一直在秘密追蹤英國官員。

這些部件的主人是中共電信巨頭中國聯通(China Unicom)公司,該公司上了美國制裁黑名單。一些人們非常熟悉的大汽車品牌,如寶馬(BMW)、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福士(Volkswagen)以及富豪(Volvo),其5G能力都依賴於中國聯通,而且富豪自2020年以來一直隸屬於總部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的吉利(Geely)汽車公司。

事實證明,中共不僅一直追蹤其全球競爭對手的一舉一動,而且以驚人的速度向世界出口越來越多的汽車。根據中國乘用車市場訊息聯席會(China Passenger Car Association)公布的數據,自2020年以來,中國製造汽車的出口量增加了兩倍,到2022年將超過250萬輛。這使得中國大陸在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榜單上高於美國和南韓,僅次於日本。

正如總部位於紐約的彭博社(Bloomberg)上周在一篇題為「美國沒有注意到中國製造的汽車正在佔領世界」的報道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品牌現在在中東和拉丁美洲的汽車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在歐洲,中國製造的汽車主要是Tesla電動汽車和曾經隸屬歐洲但現在被中共收購的富豪和名爵(MG)的電動車型,還有達契亞(Dacia)Spring和寶馬iX3等歐洲品牌,都是在中國獨家生產。

該報道補充說,「像比亞迪(BYD)公司和蔚來(Nio)公司這樣的一批本土汽車品牌也在崛起,立下雄心壯志要主宰新能源汽車的世界。」

人們不禁要問,這麼多龐大資金從何而來,從而使中共有能力接管全球汽車市場?

事實上相當一部份資金來自於老好人美國。比亞迪模仿Tesla生產電動汽車、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而該公司長期以來一直是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Omaha)市的前世界首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及其創建的巴郡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鍾愛的投資項目,僅在2008年就向比亞迪投資了約2.32億美元。

如今,比亞迪在澳洲這樣利潤豐厚的市場上銷售中國電動汽車,而巴菲特也因此大賺了一筆。令人毫不意外的是,巴菲特認為中國是世界經濟的未來,早在幾年前他就說:「他們和我們一樣聰明好學,一樣努力工作,他們可以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經濟增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經濟佔比上超過我們。」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共作為汽車出口巨頭出現在世界面前並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早在多年前,中共就在美國汽車市場大規模布局,搶佔市場的意圖相當明顯。鄧恩(Michael Dunne)曾任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印度尼西亞公司總裁,亦曾任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市場訊息公司君迪(J.D.Power)中國區董事總經理,著有《美國車,中國路:通用汽車的中國故事》(American Wheels, Chinese Roads: The Story of General Motors in China,2019)一書。書中指出,在2016年初,有不少於51家中國汽車製造商、供應商和汽車技術公司在美國營運,而到2018年底,數量已經「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05家」。

鄧恩在書中披露,這些中共的實體一開始處於隱蔽狀態,就像上世紀的一些納粹或蘇聯間諜集團,後來被發現「在從密歇根州到佐治亞州的I-75高速公路製造走廊上」製造「一系列部件,包括玻璃、懸掛系統、軸承、安全氣囊、輪胎、密封件、防震件、電動汽車電池、儀表板、沖壓件、鎂合金壓鑄部件和動力轉向系統等」。

鄧恩提出了一個公眾普遍關注的問題:「這些公司是如何在美國的製造業中心地帶安身立命的?」在許多情況下,這個現象始於20年前中共利用其低成本勞動力組裝業務向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Ford Motor)提供零部件。

現在,這些中共公司實際上是在美國直接為底特律三巨頭供貨。鄧恩指出:「中西部和南部的城鎮和縣城正在成為他們的國外之國。」在這個擴張運動中,中共公司在其全球擴張戰略中收購了相當多的美國供應商,包括A123系統公司(A123 Systems)、瀚德汽車(Henniges Automotive)、百利得安全系統公司(Key Safety Systems)、鎂瑞丁(Meridian Magnesium)和耐世特(Nexteer)等。

據外界推測,中共不是追求歷史上傳統的區域路徑以取得全球軍事主導地位,而是「在歐亞大陸和印度洋地區建立以中共為首的新型安全和經濟秩序,同時確立中共在全球機構中的中心地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外交政策歷史學家布蘭茲(Hal Brands)在2020年的《外交政策》雜誌上聯合撰文點評一針見血。這樣做的成功將相當於「通過在全球範圍內發展中共的經濟、外交和政治影響力來包抄美國的同盟體系」。

中共究竟要意欲何為?沙利文並不是民主黨黨內唯一發出警告的外交政策專家。2019年初,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奧巴馬時期國家安全官員查布拉(Tarun Chhabra)亦撰文寫道,「北京在國外實施的『靈活』威權主義、監視和控制的數碼工具、獨特的威權資本主義品牌以及相互依存關係的『武器化』,事實上可能使中共成為比冷戰時期的蘇聯更可怕的、對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威脅。」

查布拉隨即指出:「至少在目前,這種靈活性和機會主義並不要求嚴格效忠中共的教義,而是示範、拉攏和俘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可能比強硬的、引起反彈的脅迫更有效地破壞民主國家的完整性。」

2019年初,當時由佛羅里達州共和黨人魯比奧(Marco Rubio)擔任主席的參議院小企業委員會,他們在中國大陸不斷增長的電動汽車領域看到了這種危險。

該委員會發布《中國製造2025計劃和美國工業的未來》報告指出,「2018年,福特和通用汽車宣布在中國生產新型電動汽車,Tesla宣布將在上海建造第三期超級工廠。(總部位於北京的)中國企業前途汽車去年宣布,打算在美國銷售第一輛中國汽車公司生產的豪華電動轎車。」

報告敏銳地推斷,面對中共的汽車製造業競爭和其它戰略挑戰,「如果全球需求發生變化,而美國汽車業沒有準備好用自己的增長點來適應這個形勢,整個汽車行業——包括提供部件和服務的眾多小企業——就會面臨嚴峻風險。」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向美國人提供質素低劣得令人發笑的尤格(Yugo)汽車以來,共產黨人已經清醒了。除了隱藏跟蹤裝置,汽車行業是北京利用專制資本主義轉向中共領導的全球經濟新秩序的一個新步驟。這個現象值得世界民主力量的特別關注。◇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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