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王子穿納粹制服參加派對最近再次引起爭議。一位40歲的澳洲知名政治家多米尼克‧佩羅特透露，哈里曾穿納粹制服參加他的21歲生日派對。
一位報紙讀者想知道，如果有人穿著毛澤東的制服，人們是否會如此憤怒。問題提得非常好！
自從1971年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以來，在澳洲反對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之前，西方領導人絕大多數的做法都是把中國共產黨（CCP）當作一個正常的守法政府。他們還經常對共產主義領導人，包括大屠夫毛澤東，表示尊重，有時甚至是敬畏。
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澳洲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和反對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率領澳洲眾議院提出了哀悼動議，那時，沒有人認為這種做法適合於其他大屠夫，如史太林和希特拉。
事實上，當愛爾蘭政府首腦Eamon de Valera在1945年拜訪德國大使，對希特拉的自殺表示哀悼時，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讚揚。
毛澤東有甚麼特點呢？肯定不是因為他比其他人殺得多。難道是大企業及其政治盟友意識到，通過剝削受壓迫的中國人和奴工，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國內市場的上升，可以發財？
失去他們的製造業，交出知識產權，甚至被盜，或者成為共產黨的附屬品，顯然都不值得關注。
「守法」並不在北京的詞典中
2020年，當前任中右翼自由黨-國家黨莫里森政府敢於呼籲對COVID-19的來源進行國際調查時，澳洲和北京的關係急劇下降。
畢竟，武漢一家軍事實驗室在福奇博士的資助下生產的實驗性病毒被釋放後，在全世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而這種研究在美國是被禁止的。
除此之外，令人震驚的是，在2020年黃曆新年結束時，就大量人員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疫情擴散問題，北京沒有向航空公司、其它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發出警告。
仍然需要對此進行調查，而且顯然應該擴展到誰應當對巨大損失負責。
然後，每個國家都應該能夠從其管轄範圍內的中共資產中對這些損失收取適當賠償。
至於證據問題，在處理頑固違法的共產黨人時，我們可以從1947年英國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國際法院科孚海峽案中獲得一些寶貴的幫助。
北京在遵守國際法方面的記錄很差，2016年海牙法庭審理的南海案就證明了這一點。海牙法庭曾裁定共產黨中國不能利用礁盤（有些只有在低潮時才暴露出來）作為對菲律賓提出領土要求的依據。
奧巴馬總統沒有堅持要求中國政府遵守這一判決，而是不明智地妥協，接受了習近平不將南海軍事化的承諾。
在對澳洲實施制裁時，北京仍然大規模違反了國際貿易法。但是，我們對違法的處理，並不意味著針對強權的國際調查不應繼續進行。不能假設無法挽回損失，就不做這些調查，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為此，澳洲應鼓勵其它國家，特別是我們的親密盟友立法，允許從中共控制下的資產中收回根據特定調查確定的損失。
良好的立法可以確保不需要在每個案件中單獨證明資產的可獲得性，而且在這期間，可以凍結這些資產。
當然，共產黨會進行報復。只因為澳洲建議國際調查，他們就這樣做了。
澳洲人民，為甚麼要因共產黨人開發危險病毒、逃逸和不警告其危險性（尤其是在早期）的單邊行動而遭受如此可怕的痛苦？
西方是如何變得如此有依賴性？
現任總理阿爾巴內塞似乎想討好中共。
首先，至少在他一開始，拒絕跟隨我們最親密的盟友，對那些來自中國的旅行者進行檢測，因為中共當局不可能對病毒的狀況做出真實的判斷。
然後，他吹噓說澳洲和中共正在 「重新對話」，他說，「我們正在挽回澳洲自由黨政府所造成的許多損失」。
那麼，他是說反對派應該為COVID和貿易抵制承擔責任，還是僅僅為貿易抵制承擔責任？他是說前政府不應該要求進行獨立調查嗎？
在上一次G20會議上，當總理與習近平握手時，非法貿易制裁仍在進行。
然後，在非法貿易制裁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安東尼政府的外交部長黃碧雲被允許再次前往北京。當他向中共政權的官員致意時，看起來似乎很高興。
現在，他似乎在等待來自北京的召喚，屆時共產黨可能會放棄一些非法制裁。真實原因是已經證明這些制裁會產生反作用。
談到北京，西方統治精英中一個太普遍的弱點是，他們似乎沒有從張伯倫首相那裏學到甚麼。至少張伯倫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西方的決策者仍然試圖把殘酷的北京獨裁政權當作一個正常的政府，他們仍然讓自己的國家依賴獨裁政權，就像德國的決策者依賴俄羅斯能源一樣。
那麼，西方國家的那麼多人怎麼會如此輕信，讓我們如此依賴共產黨？
根據一些報道，基辛格在1971年訪問中國時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一旦共產黨有了經濟和軍事能力，他們就會背叛美國。
高夫‧惠特拉姆對中共這個怪物甚至更加遷就，至少在外交層面上，1979年就放棄了台灣，而這甚至發生在美國人之前。
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無條件地接納北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導致製造業工作崗位從美國轉出，知識產權的強制轉讓和盜竊，以及持續和嚴重違反貿易法的行為。
最近，被西方政客不明智地複製的毛澤東鎖國政策，遭到中國人民反抗時，我們看到獨裁政權的地位是多麼脆弱。
在某個階段，可能是早晚的事，共產主義中國將跟隨蘇聯被遺忘，中國人民將獲得應有的解放。
真正的領導力偶爾會在西方出現，邱吉爾、列根和撒切爾這樣的人不僅使西方變得偉大。他們不允許獨裁者在西方頭上橫行霸道，也不允許西方依賴這些獨裁者。#
作者簡介：
David Flint，名譽法學教授，因其領導澳洲人支持君主立憲制和擔任澳洲廣播局局長而聞名。他也是澳洲新聞委員會和世界新聞理事會聯合會的前主席。
原文：Is the West Too Gullible When It Comes to China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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