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我是如何從無神論者轉變有神論者的？

我從小接受的是中共無神論教育，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我曾經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自從我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後，逐步從無神論者轉變為有神論者。

那麼，我是如何實現這個轉變的呢？這裏講四件我親歷的事。

第一件事：李洪志大師幫我去掉「心頭大患」。

1995年5月3日，出於袪病健身的目的，我開始修煉法輪功。

此前，我花錢練了一種假氣功，不僅沒袪病，還招來大麻煩。沒練幾天，就出了「自發功」。就是練著練著，只要放鬆自己，我的身體就會自發地動起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來。剛開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練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不對勁，這是在放鬆自己主意識之後，被控制的一種狀態。

於是，我決定改變，不再繼續這麼做。但是，從當晚開始，我便惡夢連連。此後，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覺。如此折騰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我上下求索，想了各種辦法，包括買氣功書看，找氣功師幫助解決，全都無濟於事。

一天早上，我到公園溜灣兒，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練那種假氣功的老太太又在練另一種氣功。一打聽，說是法輪功。我就開始跟著練。剛練一會兒，又自發動起來了。煉功點的輔導員立即制止我，說：「煉法輪功，必須嚴格按照法輪功的動作要求做，任何別的動作都不能有。」我聽進去了。

煉完後，那個老太太開始跟我介紹法輪功。我問：「要錢嗎？」回答說：「義務教功。」「治病嗎？」回答是：「修煉法輪功的人絕對不能給人治病。」這兩點引起我的興趣。

如果要錢、治病，我肯定不練。因為剛練的那個假氣功又要錢，又講治病，結果，錢糟蹋了，舊病未治，又添新病。

然後，老太太給我一本法輪功的主要指導書《轉法輪》。我又問：「要錢嗎？」老太太笑瞇瞇的說：「不要錢，送給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地看起來。我沒按順序看，找到專門講「附體」那一部份。一看，我明白了：我練功自發動起來，實際上是被另外空間的東西附體了。

第二天煉完功之後，那個老太太說，有李洪志大師的講法錄像，建議你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兩天時間全看完了。第一天，從早上8時多開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時多。

看的過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應，最突出的是頭疼。到深夜看完出門時，我身體那個輕哪，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就像一團棉花放在手心，輕輕往上一彈，就彈起來了。

困繞了我半年「附體」問題，通過看李洪志大師的講法錄像，竟然一下子徹底解決了。

李洪志大師在《轉法輪》中寫道：「我講附體的問題時，我已經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體所帶的附體，不管是甚麼東西，身體上從裏到外帶的所有不好的這種東西，全部都拿下來了。」

從我的親身經歷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李洪志大師說到做到。但是，我並沒有見到李洪志大師本人的面，李洪志大師是怎麼做到的呢？

李洪志大師在《轉法輪》中寫道：「人修煉到出世間法以外相當高的一定層次上之後，就會產生法身。法身是在人的丹田部位產生的，是由法和功構成的，是在另外空間體現出來的。法身具備他本人很大的威力……我要做甚麼事情，比如給真正修煉的弟子調整身體，都由我的法身去做。」

我體會，我身上的「附體」被拿掉，是李洪志大師的「法身」做的。

第二件事：4.25事件發生前5個月我給尉健行送信。

1999年4月25日，發生了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訪事件。

4.25事件當晚，當時的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寫道：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們深思。人不知、鬼不曉，突然在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大門口周圍聚集了一萬多人……可是，我們的有關部門事先竟毫無察覺，而從互聯網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輪功』在各地的組織聯絡系統，這還不發人深省嗎？」

江澤民認為，4.25事件，事發突然；但客觀事實是，一點也不突然。

因為事先，全國法輪功學員已長時間接連不斷地給江澤民寄信反映過法輪功問題，但是，所有這些信，全都沒有引起江的重視。比如：

4.25事件發生前8個多月，1998年8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前院長李其華等21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信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問題，沒有引起江的重視。

4.25事件發生前8個月，1998年8月中旬，作為一名中紀委監察部官員，同時，也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我寫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寄給江澤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時任中宣部長丁關根，沒有引起江的重視。

4.25事件發生前7個多月，1998年8月底，4.25事件發生前7個多月，包括時任中紀委監察部第七室副局級官員葛秀蘭在內的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信江澤民，反映法輪功問題，沒有引起江的重視。

4.25事件發生前5個月，1998年11月22日左右，4.25事件發生前5個月，我親自給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送過信。

1998年11月中旬，一場大雪過後，我到東北做調研。就在我出差的第3天，我正在黑龍江省海林縣「楊子榮紀念館」參觀時，突然接到中紀委領導的電話，要我立即趕回北京，參與一個重要講話的起草。

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們集中在北京的一家賓館開始工作。與此同時，中紀委也在這家賓館召開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書記座談會，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出席。吃飯的時候，我們和會議代表在賓館的餐廳一起用餐。

我突然想到，不久前，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江澤民的信，寄給江之後，沒有引起江的重視。現在正好是一個機會，我要親自把這封信，連同相關材料，一起送到尉健行手上。

當時，負責尉健行保衛工作的中紀委保衛處的一名官員也是法輪功學員。我跟他商量說：「我想給尉健行送信，你看怎麼樣？」他有點顧慮，想了想說：「最好不要送。」我說，我做沒做，是我的事；我做了，結果如何，我不求。我堅持給尉健行送信。他說，你堅持做，那到時候，我配合你一下。

那天上午，我一個人關在一樓的一間辦公室裏，一直在電腦上寫文章。大約到了中午12點時，我出門一看，樓道裏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我想，可能都去餐廳吃飯去了。我連忙上樓，取了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江澤民的信，20多名留學美國的博士寫的《海外學子的心聲》，以及我寫給尉健行的信，裝在一個大信封內，然後去餐廳吃飯。

到餐廳門口，服務員直接將我領到中紀委保衛處的那名法輪功學員身邊。當時，他已經快吃完了，桌上的菜也不多了。他吃完後，出去轉了一圈，回到我身邊，小聲對我說，這桌的菜太少了，我帶你到另一桌吃。這一桌是尉健行的司機在就餐，他們剛來不久，桌上的菜很豐盛。這個餐桌正好緊挨著尉健行的餐桌。

吃了一會兒，我站起身來，將大信封拿上，直接走到尉健行身邊，輕輕拍了一下尉健行的肩膀，跟他簡單談了一下起草講話稿的事之後，說：「我給您寫了一封信，是反映法輪功問題的，涉及幾千萬人的事，麻煩您抽空看一看。」尉健行接過信後，說：「好，我一定看，一定看。」

尉健行看過後，將它們交給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這是彭吉龍親口對我講的。

這次給尉健行送信，超乎尋常之處有五：

其一，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了這一次差，原計劃是去東北、西南、西北，卻在我出差的第3天突然被召回北京。

其二，中紀委監察部有官員1,000多人，能寫的筆桿子不少，不差我一個，但是，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卻點名要我回北京。

其三，我回北京竟然與胡錦濤有關。原來，199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理論研討會」。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在審查發言名單時，發現沒有中紀委領導。中紀委正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恢復重建的。「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理論研討會」怎麼能沒有中紀委領導發言呢？

胡錦濤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即找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要求中紀委領導在研討會上發言。尉健行立即責成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組織人起草發言稿。彭吉龍想到了我，立即把我召回北京。

其四，正好我手裏有一份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江澤民的信的複印件。

其五，那一天，正好我跟尉健行在一個餐廳共進午餐。

當時，我給尉健行送信反映法輪功問題意義重大，涉及5個月後4.25事件發生的責任認定問題。

對於客觀存在的問題，法輪功學員反沒反映，是法輪功學員的責任；法輪功學員反映了，江澤民管沒管，是江澤民的責任。

我把135人聯名致江澤民的信送到尉健行手上表明：法輪功學員早就向當時的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反映了法輪功問題。

江澤民收到信之後，如果認為法輪功有大問題，理當提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中共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進行調查研究。

但是，直到4.25事件發生當天，江澤民從來沒有指示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中共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對法輪功問題做任何調查研究。

尉健行是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直到4.25事件發生當天，江澤民從來沒有跟尉健行談過法輪功問題。

我給尉健行送信，實際上，提前5個月將江澤民對4.25事件的發生負有不推卸的領導責任這件事坐實了。

這件事看似各種機緣巧合，但透過上面的敘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隻「無形之手」在安排一切。

這「無形之手」的一系列巧妙安排證明：4.25事件發生的責任，不在法輪功，而在江澤民。正是江澤民的嚴重失職，才導致4.25事件的發生。

寫到此，我想起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就職演說。他說：「上帝統攝宇宙萬物，主宰各國的治國大政，其神聖援助可以彌補人類的所有缺失……在各國人民當中，美國人民尤應向掌管人間事務的無形之手表示謝忱和虔敬」。

巧妙安排我回北京給尉健行送信的「無形之手」，與華盛頓所說的「無形之手」是不是一回事？我認為，就是一回事。

第三件事：絕對不可能的事變成了可能。

2013年7月，我出獄後不久的一天，專程登門拜訪了我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高放教授。

高放教授是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學者之一，被稱為當代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治學家、社會主義學家、國際共運史學家；獲得過國務院頒發的「為發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貢獻」證書；擔任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等；退休後，被中國人民大學授予「榮譽一級教授」，是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首批獲此榮譽的23名學者之一。

在高放教授的「書接頂齋」，我跟他詳細介紹了在監獄裏的一些情況。之後，高放教授問我：「你將來有甚麼打算？」我脫口而出，說，「我想去美國。」

當時已是86歲高齡的高放教授，立即打斷了我的話，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對我說：「你絕對去不了美國，即使你辦好了所有手續，登上了飛機，也會被當局從飛機上『請下來』！」

2015年1月22日下午，夕陽西下時分，我持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簽發的，寫有我真實姓名的護照，順利通過層層安檢，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離境，搭乘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飛機，飛抵美國紐約。

高放教授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事，轉瞬之間，變成了現實。

為甚麼高放教授說我絕對去不了美國？

因為高放教授了解到，我在中共的監獄裏，在檢舉信、控告信、上訴狀中，向前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中共鎮壓法輪功的最高決策人江澤民，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時任中共國務委員、公安部長孟建柱，時任北京市前進監獄獄警柳剛等，共計索賠超過1億元人民幣。

高放教授根據他在過去幾十年經歷的中共政治運動的經驗，認為我冒犯了中共最有權有勢的人，他們絕對不可能讓我去美國。

不僅高放教授認為我絕對不可能去美國，我所在街道派出所的警察和居委會的領導都想像不到我能夠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去美國。

我到美國後的第40天，2015年3月2日，中共「兩會」前夕，派出所警察打電話給我太太，要求跟我當面談一談，被我太太婉拒。第二天，3月3日，我所在居委會的一位領導找到我妻子，要求我去填寫一份「保證書」之類的東西，也被我太太拒絕。

我到美國後的第193天，2015年8月2日，我所在居委會的領導給我妻子打電話，問：「王友群是不是準備出國？」

為甚麼高放教授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事，我所在街道的警察、居委會的領導想像不到的事，竟然變成了現實？

我想，最關鍵的原因是，我得到了神的護佑。法輪功真修者，人人都相信：神每時每刻都在注視著我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因此，必須按照「真、善、忍」，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天助自助者，神助修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