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印尼國會通過刑法修正案。其中，一個最受關注之處，乃是對宣傳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者可判刑4～15年。根據該法案第188條，任何人如果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包括通過任何媒體，傳播或弘揚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將面臨最高4年刑期；若上述行為造成社會騷亂或財產損失，最高可判刑7年；若造成人員受傷及死亡，可判刑12～15年。
有人不免要問：印尼歷史上並沒經歷共產政權統治時期，為何新刑法仍對馬列共產主義嚴刑打擊呢？
這大致有兩個因素。第一，目前的刑法典，基本上是荷蘭人於1918年在印尼實施的。自1945年宣布從荷蘭獨立以來，印尼一直在尋求修訂其刑法典。「多年來有一些零星的變化，但僅此而已。」這是第一次全面修訂，自然要把百年經驗教訓予以總結。
第二，反共是印尼獨立後獲得的最深刻、慘痛的教訓。1951年，與「國父」蘇加諾總統關係密切的艾地重整印尼共產黨，到1960年成為印尼全國最大的政黨，1965年擁有黨員三百多萬人，成為當時僅次於中共和蘇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似乎奪取印尼國家政權只是時間問題。1965年9月30日，總統衛隊翁東中校發動軍事政變，捕殺陸軍司令等六名將領，但被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軍人集團鎮壓。隨即，蘇哈托集團剷除印尼共產黨，並最終推翻了蘇加諾。期間約有50萬人被殺，其中包括30萬華人（因為中共支持印尼共產黨革命，賈禍華人）。此即「九‧三○事變」。這是印尼的最危險時刻，也是國家的巨創。自此，印尼立法規定，傳播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犯罪，是對印尼國家安全的威脅。印尼新刑法，不過是再次對此予以確認而已。
「九‧三○事變」使印尼從一個對中共和蘇聯友好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親美和親西方的國家，這還是附帶的，最重要的是，印尼共產黨的覆滅改變了印尼的命運。這從印尼與菲律賓、印度的對比中，看得格外分明。
12月16日，即印尼國會通過新刑法之後十天，流亡的菲律賓共產黨領導人西森（Jose Maria Sison）在荷蘭的一間醫院裏去世。18日，菲共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宣布為期10天的哀悼期，「在哀悼期間，新人民軍可以對猖獗的法西斯勢力發動戰術進攻，以保護人民。」同日，菲律賓國家警察和武裝部隊則表示，在12月26日菲共成立54周年前夕，他們已準備好應對新人民軍可能發動的任何攻擊。可見，西森之死，帶給國家的仍是戰火。
西森被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文革期間曾經到訪中國接受訓練，他另組新菲律賓共產黨，1969年建立「新人民軍」（Bagong Hukbong Bayan）——「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發動全面武裝鬥爭（中共一直向菲共提供軍火以及游擊戰訓練，直到鄧小平宣布停止輸出革命）。這一打就是半個世紀。菲律賓國防部說：「50年來對國家和菲律賓人民殘酷和血腥的侵略，給成千上萬的菲律賓人帶來了毀滅和紛爭。」
1986年起，菲律賓政府與菲共進行過不下於40輪和談，唯成效不彰。杜特爾特政府期間，「新人民軍」發動了多次襲擊，使他放棄了和平努力，採取強硬措施，包括宣布菲共為恐怖組織。
現在西森死了，雖然菲律賓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菲律賓和平最大的絆腳石已消失，現在我們有機會邁向和平。」顯然，情勢並不樂觀。
與菲律賓相比，印度共產黨毛派的叛亂更嚴重（印度的共產黨派系眾多，有走和平道路的，有走暴力道路的，後者以2004年9月正式成立的印共毛派為主體）。2009年，印共毛派控制著印度1/3的土地和人民。2013年8月，印共毛派公開宣稱將在2050年前通過武力奪取政權。成為印度的最大安全隱患。
在莫迪政府的強力打擊下，2018年4月，印共毛派的總書記賈納帕蒂被捕，游擊隊兵員下降到6,000人，游擊區也從2015年時的74個縣減少到10個。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2021年，游擊隊戰力有所恢復，4月3日400多名游擊隊員竟打敗了2,000名印度軍警。是年底，印度展開年度最大軍事行動，兵分24路全面出擊，可迄今戰果並不突出。
相比菲律賓、印度至今仍罹共產黨「暴力革命」之禍，印尼之幸運不言而喻。不過，印尼之幸運，也是付出了慘痛代價的。例如，「九‧三○事變」的真相至今仍不清晰，人權組織要求調查1965年大屠殺，還人們以真相和正義。但是，無論如何，拒斥共產黨、共產主義，這無疑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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