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我們的學校董事會官員,我們的學監,我們的州長,手中掌握著這些孩子的未來。他們濫用了這一權力。」「美國教育的腐敗正在為共產主義中國提供力量。」傳統基金會主席凱文羅伯茨說道。
「這個沒有名氣的小學院竟決定站出來對抗利維坦。」羅伯茨說。
早在成為傳統基金會主席之前,羅伯茨(Kevin Roberts)就作出了有爭議的決定,代表懷俄明州天主教學院拒絕了奧巴馬政府的聯邦資助。
羅伯茨表示:儘管來自官僚、各類媒體,以及《紐約時報》的許多批評向我襲來,但我們將其視為極巨大的鼓勵。
如今,羅伯茨正在利用他作為一個學者所曾面臨過的挑戰,來指導他在傳統基金會的工作,探索如何更好地改革國家的教育系統,並重新關注國家安全等優先事項。
楊傑凱:凱文羅伯茨,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羅伯茨:謝謝你邀請我,我很榮幸。
1.「不要聯邦資助」 引來批評 但給了我勇氣
楊傑凱:嗯,早就應該有這次訪談。自從你成為捍衛憲法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我就一直想要採訪你。那是大約一年前的事。
羅伯茨:嗯,似乎不止一年了。
楊傑凱:之後發生了很多事情,而且坦率地說,你之前從事的是一類不同的工作,我甚至沒有意識到你會搬到華盛頓特區。
羅伯茨:我也沒有,鄭重聲明一下。
楊傑凱:那麼,我們就從這個話題開始吧,怎麼樣?在你掌管德薩斯公共政策基金會(Texas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之前,你曾任懷俄明天主教學院(Wyoming Catholic College)院長,你決定:「我的學院不要聯邦資助。」而且,你為此受到了很多批評。所以,請你跟我講講,你為甚麼需要這樣做?
羅伯茨:是的,批評給了我勇氣,正如我所發現的那樣。好吧,懷俄明州天主教學院,在當時是全國各類信仰學院中最新成立的一所。我們即將獲得認證,第一次有資格獲得聯邦學生貸款和助學金。相信我,我們本來可以使用這筆錢。
我們當時正與奧巴馬政府就奧巴馬醫改中的避孕保險強制令(註:即強迫僱主把僱員的避孕費用納入保險範圍)問題進行抗爭中。正如我告訴非天主教徒朋友,你不必同意天主教神學的觀點,但是,如果一個政府可以無視我們對人和家庭的神聖理解,那麼他們就會無視其它任何事情,對吧?而且,我們和「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註:一個天主教機構)是共同原告。
如你所知,我們最終贏得了那個案子。但是,我們當時正在那個案子(審理)中,這確實是該事件的背景,在這個背景下,我和我的董事會,以及我們的教師一致認為:「這(避孕保險強制令)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
要知道,巴拉克奧巴馬是美國總統,考慮到當時是在當勞特朗普還走下扶手電梯(註:指2015年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廈的扶梯上宣布競選總統)前,我們認為希拉莉克林頓將接替奧巴馬,也就是說,我們將與奧巴馬或(希拉莉)克林頓政府的教育部打交道。
我們說:「好吧,我們其實很想得到這筆錢,它將佔到我們年度預算的20%,你看看(學校負責籌款的)那個傢伙,他不得不在全國各地和東西兩岸奔波籌款。」但那是個正確的決定。
當然,正如我們在那所大學裏所主張的那樣,而且我至今認為,上帝保佑了那個決定。因為雖然我們繼續、不得不拚命地努力工作,從那時起學院做得非常好,對得起我們的學生,對得起我們的支持者。我認為全國各地的人們都會說:「這個沒有名氣的小學院,竟決定站出來對抗利維坦(註:聖經記載的怪獸,喻指強權)。」
而且,儘管來自官僚機構、各類媒體以及《紐約時報》的很多批評向我襲來,嘲笑我們是「牛仔式的天主教徒」;但是我們把這當作是極大的鼓勵,即我們在做正確的事情。
而且,從那時起,我開始全職從事公共政策工作以來,那句話真的讓我印象深刻:你作出正確的決定,是因為那是正確的事,你不能因為它迎合大眾,而作出這個決定。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回歸美國的價值觀和傳統,讓更多的政策制定者擁有這種勇氣——這是很簡單的——那就太好了,這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能這樣的話,這個國家就會變得更好。
2. 我和妻子 在家教育了四個孩子
楊傑凱:你是在家裏接受教育的,對嗎?
羅伯茨:我沒有在家接受教育,但我妻子和我在家教育了我們的四個孩子。因此,儘管我們最大的三個孩子在頭幾年就讀於我們在路易斯安那州開辦的學校,但是我們一搬到懷俄明州,我們就開始了在家教育,而且我們已經在家教育孩子們十年了。正如我喜歡說的,我們有一個成功的大學生,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學習得很好。如果不出意外,我們對他們的教育不會搞砸。
楊傑凱:為甚麼呢?你為甚麼選擇那種教育方式?
羅伯茨:嗯,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妻子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我們意識到,當我們搬到懷俄明州後,沒有好的可選擇的教育方式了。我並不是想說得太難聽。我是第五代教師,除了公立學校,我從來沒有上過別的學校。
因此,我非常感謝我在硬技能方面接受的教育,也同樣感謝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就讀的公立學校。我所有的老師都把美國的價值觀作為教育的一部份來傳播,而現在這部份(美國的價值觀)卻被嚴重誤解,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他們教了我們這些價值觀。
但問題是,楊,我們搬到了懷俄明州,其公立學校不能作為一個選擇。即使在(傾向共和黨的)紅州懷俄明州,因為基於我的工作,我碰巧知道他們的教育質量是很差的,沒有把美國的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私立學校也不怎麼樣。
於是,我們決定開始在家教育孩子。而且,就教育方面而言,這對我們的家庭來說是一個大好事,幾乎所有的功勞都歸功於我妻子,因為她是在(家庭教育)第一線的那個,對吧?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願意作出經濟上的犧牲,成為一個單薪家庭。還有,要知道,這些犧牲帶來了許多好處,那就是,我在全國各地旅行,孩子們能夠經常和我一起去。儘管我們是新來的,我的兒子對華盛頓特區非常熟悉,因為他經常和我一起在路上。
因此,我會鼓勵人們考慮在家上學。但也要注意一個問題。我相信作為一個非常自豪的美國人,我們需要繼續擁有公立學校,為每個孩子提供卓越的教育,無論他們來自哪個階層。這是美國最偉大的事情之一,是美國許多偉大之處的一個。
其次是,為了回歸到那一點,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即使是我們這些實行家庭教育的人,在美國的公民責任方面,在確保我們的公立學校變得更好方面,也是切身相關的。
3. 強制令引發 教育領域的巨大變化
楊傑凱:我記得你曾公開表示,人們對COVID期間的強制令——強制戴口罩、強制疫苗接種的反應,引發了教育領域的巨大變化。你何不跟我講講這件事情呢?
羅伯茨:是的,這是個好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公開說過一到二百次了。這是我所看到的。也許是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說作為一個政策領導者,而更主要的是,僅僅作為一個父親,我藉助常識來認識世界。
而我從人們那裏看到的是,當我坐在長椅上,跟孩子們在公立學校就讀的教友們、鄰居們聊天時,當我和妻子回到我們德薩斯州的社區,從中走過時,我們看到的只有焦慮,我的意思是,巨大的挫折感,你可以在美國同胞的臉上看到它。
後來,他們發現裏面都是邪惡。他們所發現的是,我一直認為它是,美國教育部、大多數課程供應商和許多州的教育部門組織的一個陰謀集團。那些經過審批的課程的大多數編寫學者,都不僅僅是中間偏左的——我們談論的這些人不是主流自由派、喜歡參與到這場對話中,而是非常激進的左派,甚至是社會主義者。
於是,我的這些大多關心政治的鄰居,主要是不關心政治的美國人,開始提問題。隨後,他們決定:「嗯,他們公立學校的第14任副學監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我要去參加學校董事會會議。」他們提出了問題,結果呢?他們不僅被忽視,他們不僅被他們選出的校董事會代表迴避,他們還被美國司法部長稱為國內恐怖份子。
於是,美國人民決定做他們一直在做的(正確的)事情。溫斯頓邱吉爾曾經這樣評價我們。我的朋友阿恩(Larry Arn,註:教育家,政治保守派,現任密歇根州希爾斯代爾學院院長),一直在向我提到這句話,你可以指望美國人民告訴你甚麼是正確的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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