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宣稱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的中共官方，延續三年的嚴酷清零防疫政策近日突然轉向放鬆。其中一個原因被指是當局迫於烏魯木齊火災引爆的「白紙運動」壓力，許多大學生參加了這場抗議。
知名民運人士王軍濤表示，從二十大到2023年兩會之間有個政權窗口期，「白紙運動」爆發令中共政權非常危險。他又感慨年輕一代覺醒了，中共未來日子難過。「白紙運動」只是開始，中國的大變局可能說變就變。
六四民運領袖、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12月10日接受大紀元專訪，以下為文字記錄：
記者：中共這次防疫政策急轉向，有人認為是因為經濟上的壓力，由於財政已被清零政策壓垮，難以為繼；也有外媒稱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呼籲中共領導層加快取消動態清零政策。但更普遍的說法認為是因為中國爆發反清零的「白紙運動」，您認為主要原因是甚麼？
王軍濤：主要因為中國大陸的民眾實在受不了了，在各個地方開始採取抗議行動。這種行動有可能會升級成為政治性的風暴，北京就被迫做出讓步。雖然開始鬆動了措施，但各地的鬆動不一樣，有的在形式上在做，實質上不做了，還有的在實質上還要把握，這說明北京沒有一個統一政策。那個（放寬防疫）「新10條」和共產黨所有的東西都一樣，實際上可嚴可寬，可以這樣說也是那樣說，最後責任都要落實到基層，惹了禍是基層承擔。
但這個讓步其實是一個被迫性的。也許出面的官員是真心的，但是北京的專政機關或者那些鎮壓機構，他們會開始在底下排查，最後對老百姓做一些表面上讓步，平息老百姓情緒，但是把那些頭頭給抓起來，然後對他們進行懲罰。
而且現在的有些懲罰也不是用政治的罪名，因為怕把你變成英雄，而是找一些其它的事情來處罰。
記者：好像近幾年中國民眾大規模的抗爭非常少見？所以外界一直認為中國人奴性太強，沒有希望。
王軍濤：抗議事件在中國一直有。從1989年鎮壓之後，有一段時間中國比較消停，但到90年代後期，朱鎔基開始國企改革，二三十萬個中小企業關停並轉，都有2,000多萬職工下崗，涉及到人口應該將近一億。那時全國到處都是抗議，但是政府採取的方式是，到過年過節給你發點胡椒麵，或者拿下幾個貪官讓你出出氣，然後把那些頭給抓起來，用這種方式也就把這一代人給拖過去了。
21世紀初，地方政府大搞基礎建設，要引進資金，這樣強拆、征地非常厲害，全國也是打得很厲害，像汕尾老百姓把魚炮都搬出來了，在石首事件中民眾用石塊擊潰了武警，但是北京還是採取嚴厲的控制，動用武警把它壓下去，同時把頭給抓起來。
二次大戰以後，很多新興的國家中，政治風潮往往掀翻一個政府，起源都是不起眼的事件。實際上中國像這一類導火線非常多。
記者：請談談白紙運動對中國人心覺醒的意義。
王軍濤：以我對中國運動的觀察，過去我們在感嘆90後和00後是被洗腦了，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次運動中有大量在國內的小粉紅投入，就說明他們在覺醒。
正在發生的白紙運動，使得這一代人突然在政治上覺醒，他們已經開始懷疑這個政府、懷疑這個黨。只要這個懷疑一開始就會進行下去，從中也會產生這一批新的領導人，這是90後和00後的領導人，他們會繼續找新的熱點。這一代年輕人懵懵懂懂地通過這樣一個事件，他們就覺醒了。
在這場運動中覺醒的年輕人，他們會重新思考好多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問題很多，但這些小粉紅們過去跟著共產黨和習近平，這件事讓他們一旦思想獨立了，他們反過頭來把很多問題重新想，那些問題會作為他們去從事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的理由，或者思想的推動力。
記者：習近平被迫突然放開防疫，您覺得接下來，還會不會再迎來其它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事件？習已經躲過了這一劫了嗎？
王軍濤：我舉個例子，1989年4月15號悼念胡耀邦。（中共）中央當時有一個判斷，說4月20號給胡耀邦開完追悼會就沒事了，但實際上學生接著要求追究：那4月15號、4月20號的武警打人怎麼辦？
我們知道這次（清零）老百姓付的很大代價，有人跳樓了，有人有病得不到救治死亡，有人餓肚子，有人還弄出了很多新的病，他們可能還得要中國（中共）政府來承擔責任。
國內一些比較重災的地方，開始組織一些小組，要向政府討說法。但現在沒有一個政府出來對封城承擔責任，都說是底下大白和居委會的事。這樣就會使那些人進一步的要求居委會進行賠償。
往下走，由於中國醫療資源不足，這種倉促放開導致的疫情蔓延，還有對醫療資源的擠壓產生的各種問題，肯定又造成新的民怨鼎沸，舊的問題沒解決，新的問題又產生。再加上小粉紅覺醒之後，要把過去問題拿出來重新討論。那些受害者他們都歲數大，但這幫小粉紅有精力，再加上習近平還整頓國內的娛樂業和遊戲業，這幫小粉紅過去可以打打遊戲消磨自己的時光和在網絡上有點滿足感，現在這塊兒都沒有了，所以習近平面對這一代年輕人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記者：中共三年清零防疫政策積累了極大民怨，雖然白紙運動好像是突發的，但是否有一個發展過程，往下走，中共會面臨怎樣的困境？
王軍濤：反清零本來是對公共衛生政策的不滿意，但是很多地方老百姓迅速把它變成政治了，這個人心變化很大。今年年初有一個人在廣東喊習近平下台，被警察摁著打的時候，旁邊老百姓拍手稱快。到了彭立發（在四通橋掛反習橫幅）時，（社會）精英都在說他好。到了這一次人家喊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並沒有老百姓去制止，大家只是害怕。
老百姓，包括那些小粉紅們，他們只要開始政治思考，馬上就會知道這是制度問題。這不是一個習近平個人的問題，主要是中國有一個專制制度。像我1976年參加（天安門）「四五運動」時候，我本來就想把不得人心的領導人給換下去，結果後來發現毛澤東要保他們幾個人，對我們上百萬人運動鎮壓，我就知道這是個制度問題。
所以（現在）這場運動往下走的話，你會發現政府和黨跟老百姓衝突越來越多。最值得觀察的就是年輕一代覺醒了，一旦他們要開始和共產黨過不去的時候，那未來共產黨有難受的日子。
記者：白紙運動，大學生好像是主力，並且運用了香港反送中的方式，包括通過網絡串聯？
王軍濤：其實我覺得抗議主要還是社會上為主，但是年輕人多。大學生也是在各個街頭上抗議的多。另外，校園只要發生抗議，學校都迅速讓步。學校管理當局畢竟不是地方當局，他們在跟學生的關係中，腐敗並不多，他們主要覺得不想鎮壓學生，同時又怕政治上犯錯誤，所以在自己權力許可範圍內做了讓步。
我們發現真正的喊出很刺激性的下台口號的還是社會上的人，比如上海烏魯木齊路就是一個中心，可能有些大學生也在喊口號，但是主要的參與者還是市民。全國各地還是居民小區這地方發生的抗議多一點。我們在國內有23個黨員，他們有的在山東一些地方的基層，那個時候他們說，再要一個星期，他們這要暴動了，結果第2天說大家都已經上街了。
其實這一次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去中心化，各地可能都有領導的，但是並沒有全國統一的領導，實際上都是各地分散的。所有人都在當地感覺到受不了了，於是走上街頭通過封鎖。大學生在裏面也有作用，只是可能大學生的水準更高，因為他善於使用網絡，跟市民不一樣。實際上造成更大威脅的還是市民在各地的反抗，因為他們會走上街頭，學生在校園裏相對來說對政治的衝擊不是那麼大。
記者：從中共二十大結束到明年3月兩會，至少政府層面處於交接前的一個空窗期，這個時候發生白紙運動，對於中共政權是不是非常危險？
王軍濤：對，現在是一個危險期。第一是西方現在對（中國）人權的關注，還有對地緣政治安全的關注，還有對於它（中共）在經濟上老是出於私利，搞亂全球經濟（關注）。現在它的國際環境不好。第二就是這次的疫情動態清零措施導致天怒人怨。第三是他（習）搞個人的獨裁，還有思想警察，甚麼學生舉報老師，還有對民營企業大規模的整肅，導致了官產學的精英都不滿意。明年3月之前對他（習）是很不安全的，會感到很虛弱。
記者：中國的大變局說不定說變就變？
王軍濤：這種國家變化都是說變就變，到變完了之後，大家都還目瞪口呆，還沒反應過來呢！你想想前蘇聯。中國我覺得要發生變化也會很快，包括像北韓這種都會很快而且戲劇性變化，因為變化速度慢了，統治者反應過來你就變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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