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11月份爆發了民眾抗議活動，這種遍布全國各地的聚集性抗議是自1949年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以來前所未有的。
這並不是說，最近的抗議活動與之前的一些抗議事件或受害者的數量相當。重要的是，它們與早期爆發的抗議在本質上有所不同。
我們關注的是，這是否是最終打破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控制的浪潮，因為2022年的抗議活動比之前的更有針對性——而且有廣泛的國內共識。就像伊朗同時爆發的抗議浪潮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這一次」那裏執政的神職人員是否也會被推翻。
就在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國大陸的抗議活動受到了關注。10月13日，一名抗議者在北京的四通橋上懸掛了要求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下台的橫幅。這預示著習近平將在二十大上獲得更大獨裁權力的預期將成為現實，而且他也的確獲得了。「四通橋勇士」隨後被逮捕並失蹤。儘管如此，他依然對二十大以後的抗議浪潮起到了標誌性的推動作用，11月25日開始，這些抗議活動在上海、北京、武漢和烏魯木齊等主要城市遍地開花。
這些抗議活動也不同於過去二十年的那些抗議，甚至不同於2010年中國大陸發生的18萬宗孤立的抗議活動，也不同於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抗議活動。後兩類抗議活動更針對地方性的問題，而其它地區的中國人就像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有《美麗新世界》）所說的那樣，大多數人對現狀有著驚人的適應能力。
2010年和2014年的那些抗議更多是與社區相關，相比之下，2022年底的抗議浪潮比2010年或2014年爆發的抗議更有針對性，而且是全國性的。當前的「全國性」或「全民性」問題匯集了對無數地方問題的那些不滿。反清零運動匯合了一種日益高漲的意識，那就是：人們失去希望、自由和財富，共產黨需對此擔責。
2022年抗議活動的性質發生變化似乎有更具體的原因，即中共和習近平使以前面向社區為目標的抗議更趨向於實質問題：例如，住房（和儲蓄）市場的蕭條，以及與疫情相關的封控政策最終打破了所有的可信度。
2022年的抗議浪潮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是共產黨統治73年以來的第一次，民眾的普遍希望先是被提了起來，然後又被全面粉碎。社會幾乎可以被無限地壓制，直到希望和進步思潮深入人心。到那時，民眾需求將永遠超過政府的滿足能力。
伊朗國王發現了這一點，當時儘管公共財富和福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但到1979年，需求的增長已超過了國家滿足需求的能力。
正是在這一點上，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的「社會契約」被打破了。或者至少社會契約已經改變到了一個地步，它已經失去機能，必須重新建立或完全喪失。
社會契約存在於所有社會。只有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許這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標誌——社會契約才以憲法的形式明確表達，憲法是建立在最初的人民共識基礎上的，然後通過法律和社會實踐加以修改。不會認錯的專制國家的「社會契約」是存在的，但這些都是隱晦的。在專制國家，這種隱晦的社會契約就是：民眾不服從就要受到懲罰。
鑒於專制的「社會契約」本質上是單方面的，它從未得到被統治者的自願同意，當被統治者察覺統治者的執行機制已經崩潰，或者缺乏意志或能力時，問題就來了。
在有以共識為驅動的憲法社會和在沒有這種憲法的社會，社會契約的瓦解只在鎮壓反對政府的抗議的速度和力度上有所不同。
在某種程度上以民主政治開始並發揮作用的社會中，人們認為社會契約已經被公眾默認接受，這種社會的崩潰始於對法律和憲法的挑戰，試圖重構社會契約，只有當社會契約的精神本身明顯遭到不可挽回的褻瀆時，才會走向肢體抗議的領域。
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引爆點——統治權威（系統和／或個人）的聲望不僅會惡化到受仇視的程度，還會惡化到引發憤怒和受到嘲笑的程度。2022年底，對中國大陸的許多抗議者來說，越來越明顯的是，習近平讓自己成為了所有導致社會福利崩潰的政策的罪魁禍首。這樣做，他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我們剛剛開始看到許多間接的信息——也有零星直接的信息——表達了對習近平的嘲諷和蔑視。
正如歷史上所有這樣的社會崩潰，甚至所有的社會趨勢一樣，這一過程是由少數群體決定的。正如我幾十年來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人害怕變革，為了避免變革，他們會接受任何形式的壓迫。
到11月29日，中共領導層內部清楚地認識到，要麼必須在重大的象徵性層面和形式上進行人群鎮壓，要麼必須消除異議聲音的焦點：主要是現在的習近平。
在20大召開前的幾年裏，習近平的主要職能是清除所有潛在的內部挑戰者（這一任務基本上已經完成，但還沒有完全完成）。因此，到2022年底，中共內部可能沒有足夠的力量罷免習近平，讓他成為公眾的替罪羊，這將只剩下中共軍方來完成這一任務。
但首先，是試圖對整個城市進行壓制，「清零」封閉——人群控制機制——正在得到最充份的測試。如前所述，實施「病毒清零」措施與新冠疫情會帶來醫療資源的擠兌幾乎沒有關係，一切都是為了將希望、流動性和資產從社會上能威脅到習近平絕對控制權的廣泛因素中清除出去。
問題是，中國大陸的抗議活動是否為伊朗的抗議活動提供了榜樣和動力，以及／或者反之亦然。因此，中共政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甚至土耳其（目前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民主社會）的統治結構幾乎同時崩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考慮到俄羅斯正處於外部力量的嚴厲遏制和打壓之下，這一系列共鳴式的動盪將對俄羅斯的穩定和能力產生深遠影響。這將大大減輕對中亞五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壓力。
習近平為獲得全面控制權，削弱了中共其它多個派系的權勢。習的倒台可能會導致中國大陸地區突然出現權力真空。唯一能夠在短期內恢復秩序的應對，將由中共軍隊和國內安全部隊共同實現。
必須考慮到，中國有回到20世紀的軍閥主義和毛主義時代的可能性。
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在結構倒塌時做出草率的決定，包括試圖分散公眾的注意力。對於即將垮台的習近平政府來說，「加爾鐵里綜合症」肯定是最重要的選擇，就像1982年阿根廷最後一位執政將軍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中將在最後一刻做出的決定一樣，他入侵並佔領了英國位於南大西洋的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
習近平的「加爾鐵里時刻」很可能包括對台灣的懲罰性侵略，即使沒有任何軍事上成功的真正機會。伊朗、土耳其以及俄羅斯（在較小程度上）在困境中的總統／掌權者也有類似的趨勢。整個過程使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大環境變得不穩定，顯然會嚴重擾亂全球經濟。
這將對大洋洲——澳洲、紐西蘭和南太平洋地區——以及印度尼西亞產生直接影響。假設這種情況以相對較快的速度出現，如果抗議活動獲得勢頭和效果，這是很有可能的（當然這一點也不能保證），它將在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和其它地方造成社會的大規模混亂，在這一點上，每個社會都應該謀求當地的遏制措施。
多年來，我一直倡導社會為後中國時代的世界做規劃，但這並沒有發生。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於在管理上或計劃上，將中國的持續發展視為一個市場和一個威脅。
現在，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各國政府不願去思考面對中共崩潰的危機管理問題，儘管這很必要。中共垮台後他們的反應將會非常被動。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於澳洲，是澳洲勛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與恐懼大流行的導火線》（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Is the ‘Unthinkable’ Collapse of Communist China Now Thinkab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的個人觀點，並不一定代表《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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