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下午,河南安陽發生特大火災,至少38人死亡。習近平震怒,點名批評。但是,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並未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只是發出「指示」,派省長王凱到場坐鎮。樓陽生幹甚麼去了呢?據22日《河南日報》消息,視察鄭州富士康園區。

可當日晚,富士康廠區爆發大規模抗議,大批警察趕來鎮壓,並持續至24日晨。有人被打傷、拘捕,人數不詳。24日,富士康向離職的新進員工支付1萬元,抗議平息,數萬人離開鄭州工廠。25日,鄭州以防疫之名封城。

樓陽生為甚麼不去火災現場而去富士康?為甚麼樓的到來並沒有阻止富士康事件的爆發?我們把問題擱在這裏,先說說富士康大規模抗議的來龍去脈。

10月中旬,鄭州爆發疫情,富士康為趕工iPhone 14,並沒有停工停產,而是實施「閉環管理」,把20萬員工限制在廠區內,確診病例可以在廠裏自行安排隔離,密接、次密接可以不隔離,讓員工自願選擇是否上班。但是,廠裏確診人數越來越多,包括「超過2萬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等等流言四起,廠方只是否認流言,並未說明廠內染疫人數;另一方面,員工稱物資缺乏,沒有食品和藥物,也有人表示被拉去隔離後,沒有人管他們的死活,哭着說是不是要把人給逼死等。口耳相傳下,大量員工衝破保安的攔截,集體出走。為了避開疫情關卡盤查,很多人選擇鄉間小路,「宛若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的逃難潮」。

雖然員工大出走,可富士康還要趕工(它是中國最大的iPhone組裝工廠,大約承擔着全球蘋果手機50%的生產業務),於是高薪招聘,中共地方政府積極配合。例如,一些鄉村接到指示,每個村莊要至少派出兩名村民到富士康工作,工作的時間在一個月到六個月之間,黨員幹部要領先、要以身作則,還極罕見的幫助僱傭退役軍人。十萬人很快招滿。為此,《紐約時報》刊發了題為「中國政府幫助鄭州富士康招工,動員退伍軍人及黨員」的報道。一些外媒報道稱「鄭州富士康高薪招工奏效 iPhone缺貨有望緩解」。 如此高效率,似乎凸顯了中共吸引外資的優勢。

不料,新員工抵達工廠後認為自己受騙了:一是招工承諾的薪酬與富士康集團簽署的僱傭合約不同,一是新老員工混住,沒有分開工作,而老員工中有核酸檢測到陽性者。大量新員工試圖離開,向政府討要說法,結果與守候在門口的鄭州警察發生衝突,警方向抗議者發射催淚彈(又說是煙霧彈)和水炮,試圖驅散人群,工人則用滅火器、石塊反擊。從22日夜到23日夜,都有衝突。

從上述事情軌跡,很容易研判:

(一)無論是先前的員工「大逃離」和現在的新員工「大暴動」,都源自求生本能,屬維權性質,應予以同情、理解和支持。

(二)富士康廠方負有一定責任。11月24日,富士康聲明中說,「因入職流程中的電腦信息輸入錯誤」導致「鄭州園區部份新入職員工對於補貼政策可能發生變動的擔憂」,對此深表歉意,公司承諾各項薪資政策與官方招工海報完全一致。但是,富士康廠方的錯誤並不一定導致「大暴動」,他們完全可以重演一次和平的「大逃離」。

(三)這次富士康員工「大暴動」,直接源自中共的暴力鎮壓。正如影片中一網民在現場說:「這麼多人啊,我們沒想鬧事,我們想維權,是他們(警察)打我們。富士康把整個河南省的GDP拉起來多少,你們想他們不幫富士康幫誰?我們好幾個人都被打到進醫院了,現在沒人管、沒人問……」

以上三點,只是表面分析。這次富士康事件深層原因,則在於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一方面,「動態清零」造成了富士康員工對疫情的恐慌。其實,「大逃亡」消息曝光後,河南當局的調子就有所調整。據《河南日報》報道,河南省長王凱在防疫會議上強調:「不能因為有個別疫情燃點就長期無差別封控整個小區。」鄭州市衛健委也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過於驚慌。」但是,河南當局不可能公開反對「動態清零」。它的這種微調,沒甚麼效果。因為實務中,照樣封城、每天測核酸,這就使社會上對疫情的恐慌不可能消除。

另一方面,「動態清零」造成了富士康廠方防疫壓力的極端化。客觀的講,即使富士康這樣的巨型企業,也難以一廠之力來滿足中共「動態清零」文件上的要求。富士康是個企業,在商言商,必然注重經濟利益的考慮。對於因「動態清零」強加的成本,當然是反感的,但也對抗不了。

我們知道,富士康有與地方政府強大的博弈能力。根據陸媒報道,2010年鄭州的出口貿易額為34.56億美元, 2011年鄭州富士康投產,2012年就出口貿易額暴漲至202億美元。到了2020年,鄭州富士康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出口貿易公司,全年出口總額達到了316億美元,以一家公司之力,貢獻了鄭州進出口總額的80%,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更重要的是,因為富士康的到來,2011年鄭州電子信息產業總體規模不到200億元,到了2021年已經逼近5000億元。2016年,富士康在鄭州投產的五年後,鄭州成功晉級國家中心城市。

由此,我們不難想像,為甚麼樓陽生不去安陽而去鄭州富士康園區。相較而言,前者問題更大。但樓陽生去了之後,富士康問題並未解決,而是爆炸了。這說明富士康所涉及的實質問題——「動態清零」——解決的難度非常之大,遠遠超出了樓陽生的權限和能力範圍。事實上,在保經濟和「動態清零」之間,地方政府左右為難,對中央滿腹怨氣。

而這次「大暴動」,不僅直接影響富士康(加速郭台銘的海外布局步伐),也重擊了外商的對華經濟期望。「二十大」凸顯中共強硬、僵硬的一面,外商已經憂慮重重了;再來個「富士康事件」,那就快點脫身吧。

需要指出的是,諸如「富士康事件」之類,全國此起彼伏。例如,11月24日,長期封控的廣州海珠區後窖村發生群體打架事件。居住在當地的打工民眾趁機發洩對長期封控的不滿情緒,與警察打起來。後窖村在地村民說,若本月底不解封,可能要出大事。

又如,同日晚間,烏魯木齊市天山區金銀路輔路吉祥苑某住宅發生火災,官方稱10人經搶救無效死亡。可是民眾普遍認為是封控導致救援延遲,才釀慘劇。25日晚間,該市多地民眾奮起反抗,要求解封。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盃球迷在卡塔爾,沒有口罩和防疫管控,享受着比賽和歡慶勝利。這令中國民眾對「動態清零」更加反感。

概而言之,「動態清零」加劇官民矛盾、加劇中央和地方矛盾、加劇外商撤離中國,早從中共的所謂「優勢」變成了一根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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