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代工蘋果公司最新手機iphone 14的台資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鄭州工廠,近日發生員工因避防疫封控大規模步行逃亡返鄉的事件。中共官方和官媒罕見高調介入,出現一些和過往不同的操作,被指涉維穩套路。有專家表示,其實是中共一手催動大逃亡,涉及三個原因。

富士康員工大逃亡獲官媒關注 疑為當局維穩手法

鄭州近期疫情升溫,據河南衛健委疫情通報,鄭州之前每天報告的新冠本土病例數均在50例以下,10月31日增至95例,11月1日鄭州本土病例暴增至394例(其中確診病例64例,無症狀感染者294例)。因中共一貫瞞疫,真實數據無從得知。

富士康工廠在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高峰時員工數量一度達到三十萬人。該工廠近日爆發疫情,其官方通知顯示,10月下旬,廠區已採取閉環管理、禁止所有員工堂食等防控措施。

連日來,大量從富士康工業園區出逃的員工徒步數十甚至上百公里返鄉。而廠區內的員工亦因封控措施與當局發生激烈衝突。員工逃亡的消息罕見在大陸網絡上傳播。

社交平台熱傳的相關影片顯示,不少員工翻越富士康工業園區的鐵絲網;帶著行李的員工在高速公路邊徒步前行,在雜草叢生的荒郊短暫休息;有市民在路邊放置水和食品供返鄉人員食用,並豎起「返鄉人員食物補給點,早日到家」等字樣的牌子。

富士康員工劉先生11月1日告訴《大紀元》,「逃離的原因主要是沒有吃的,飯館沒開門,點外賣也點不了,隔離的人沒有吃的,上班的人有。」「跑的大部份都是陽性的,送飯的不敢給他們送,怕自己被感染,那些陽性者沒辦法,只好徒步回去了。」

「打電話都不接,打政府電話都不給解決,說不歸他們管,發燒打120,一聽是富士康的,就掛電話,都沒有人管,沒有藥,只能自己熬著。」劉先生說,「沒有吃的沒有喝的,有員工準備去工業園區討個公道,(29日)派軍隊過來武力鎮壓,平息後就沒有下文。」劉先生說。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體罕見介入報道該事件,稱員工在富士康「沒人管」,返鄉員工「受歡迎」。

《中國新聞周刊》11月1日發表題為「富士康員工徒步返鄉前後」的文章。在描述逃難情形之後,文章引述部份富士康員工對於病毒的恐懼和對於生活失序的擔憂。這些員工表示,疫情之下富士康的後勤管理出現一些混亂,包括飯菜問題、隔離問題等。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11月2日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最擔心政權不穩定,對於富士康員工大逃亡事件,中共肯定會作為維穩重點,因為如果他們不作為的話,事件馬上就曝光成一個無法收拾的醜聞。政府主動介入,是想要竭力把事情變成能夠公開報道的新聞,變成所謂的正能量。

「所以你看路邊出現了很多熱心的人,給他們(逃亡員工)送水送吃的等等,而且正好又被拍到影片傳出來。」

不過時事評論員王赫表示,因為河南已經出現許多事,從去年洪災到今年的爛尾樓、村鎮銀行爆煲,官民矛盾已經相當激烈,老百姓恨共產黨封控,所以出來支持這些年輕人,也是完全正常的。

鄭州富士康書記說實話 被逼「闢謠」?

10月30日凌晨,鄭州富士康黨委書記蘇東霞曾發出一段公開文字稱,富士康鄭州廠區有二十多萬人,疫情發生之後,富士康盡力在內部調動資源努力處置,外部支持較少……無力獨自支撐局面,不得已默許讓廠區員工自行回家。

對於外界批評富士康沒有做好保障供應,蘇東霞質問各位所在的城市花了多久時間和代價控制疫情,「在此期間除了會偶爾收到象徵性的一兜菜之外,你還收到過甚麼?政府有沒有給大家提供過一日三餐?」

不過,蘇東霞顯然受到壓力。《第一財經》11月1日報道稱,對前述言論,蘇東霞說實際上是某些自媒體未及時求證導致的「烏龍」。

「我也是轉載的(同事的截圖),並非原創。」蘇東霞說。

10月31日,鄭州航空港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消息稱,已要求富士康落實所謂「四方責任」,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三級地方政府——省、市、區,增派工作組到富士康園區云云。

旅美學者黃大衛(Davy Jun Huang)11月2日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政府有轉移矛盾、轉移視線的嫌疑。本來清零政策從主體的責任到承擔義務、供應物資,都應該是北京和各級地方政府來完成的,但是它由企業來承擔,轉移了責任和矛盾。

「現在就是把出事的責任轉移到了企業,順便讓媒體批評資本力量無情、剝削工人等。」

時事評論員王赫則認為,富士康已經在越南設廠,本來要跑了。在這種情況下,河南當局不大可能逼他走,但是當局把整個封控過程中所有的費用都讓富士康來扛。官員藉機宰富士康一筆,這是有可能的。

專家:三原因催動大逃亡 中共愚民洗腦宣傳釀惡果

旅美學者黃大衛(Davy Jun Huang)表示,這次富士康大量員工沒辦法坐車,徒步幾十到上百公里返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這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比歷史上大瘟疫的流亡隊伍還可怕。而他們本身可能並不是染疫的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他認為事件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第一個是中共極端的清零政策與正常的生產生活之間的矛盾。人們翻山越嶺逃亡,其實也是因為健康碼都變成了黃碼甚至紅碼,他們就沒辦法去住宿、沒辦法買車票,也不能直接進醫院。

「健康碼的政策是導致大逃亡的主要動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是極端清零的目標與政府能夠提供的物資、醫療、社會管理、社會救助的低效之間的矛盾。

黃大衛說,「它要極端清零,但是能提供的幫助又很少,也根本沒有可能由某個企業或者機構來完成。」人們逃亡,是因為知道物資供應不上,一旦被封之後可能沒吃沒喝。

黃大衛還說,官媒現在報道的都是在轉移視線,迴避了實質問題。大逃亡事件的發生,還有更重要的第三個原因,就是中共過度宣傳清零政策正確和病毒可怕。

「由於北京要證明清零政策是如何偉大、光榮、正確的,它還天天進行宣傳——這個病毒非常可怕,病毒的死亡率如此高,必須經過嚴厲的封控才能控制住。國內抖音是洗腦的重災區,是一種愚民的好工具。微信公眾號也是天天反覆宣傳,說中國的清零政策是人類歷史上最正確、最偉大的,國外每天死幾千人、幾萬人,都不夠糧食……」

「它反覆強調,導致那些員工聽說有人生病了,就感到末日來臨,所以寧可辛苦,冒著生命危險、沒吃沒喝都要逃離,因為這個病毒在他們印象中就是洪水猛獸,這是(中共)過度宣傳造成的。」

據《河南日報》報道,10月31日,河南省長王凱在防疫會上強調「該管的堅決管住、該放的有序放開」。

鄭州衛健委當天則發文稱「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可怕,可防可治」。

黃大衛說,現在外界都知道新冠病毒並不可怕,沒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病率。很多國家都是持與病毒共存的態度,但是中共各地政府和媒體都不敢這樣說,因為這等於抽了中共的嘴巴,所以到今天為止,國內的媒體尤其是抖音的短片,就是配合愚民,繼續製造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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