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如期召開，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習近平在這次會議後打破鄧小平制定的中共領導人任期慣例，獲得了史無前例的三連任，中共的歷史走入一個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按照中共官方的邏輯，這是一個由習近平思想為主導，依據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意識形態體系構建的新時代，將體現中華民族在中共幾代領袖的領導下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百年夢想。
中共的統治手段主要依靠兩方面，一個是暴力，一個是謊言。很顯然，無論這個「習近平新時代」被官方吹捧的如何光輝絢麗，但萬變不離其宗，「習近平新時代」的所有理論和思想體系都只是一個個被精心包裝的新謊言而已，這些謊言只能依靠中共國家機器所擁有的全部暴力手段來強制推行，依靠對輿論的絕對控制來保證其不被質疑。只要中國社會有一點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這些謊言體系也就會在一夜之間崩潰。「習近平新時代」並不是一個讓中國強大的新時代，而是中共謊言治國和暴力鎮壓的新時代，是中國人民的新噩夢。
一、中共教主的兩大法寶 軍權和意識形態權
在《大紀元》2004年底刊發的《九評共產黨》社論中，第一次從概念到理論、從歷史到現實完整地揭示了中共是一個真正的邪教組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邪教組織。中共的實際領導人不一定是那個名義上的總書記或者黨主席，而是掌握了軍權和意識形態權的那個人物，軍權代表著掌握了最強大的暴力機器，可以操控別人的生死；意識形態權代表著思想控制權，就是掌握了判斷真假好壞的權力，可以控制別人的思維和輿論。能同時掌握這兩個權力的人就是中共的實際掌舵者，也就是中共的教主。
對中共教主而言，意識形態權與軍權就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兩者同樣重要。缺乏意識形態權，就不能控制輿論，中共領導人權力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質疑，軍權也會不穩，隨時有可能被推翻。在歐洲中世紀，很多國王因為不能同時掌握教權，無法避免來自教權對自己王權的批評，他們只能通過向教權屈服來換取王位合法性不受威脅，因此，這些國王的權力就會受到限制，這也是歐洲政治文明中虛君傳統的來源之一（另一個來源是封建制度下貴族對王權的制約）。中共邪教以數千萬黨員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從思想層面到基層組織對國家系統全面控制的極權體系，其中構建和維護意識形態權就是每任中共教主在獲得軍權和政權之後最重要的一項經國大事。
在中共的延安時代，經過遵義會議之後逐漸掌控中共軍權的毛澤東，開始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與獲得莫斯科支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科班出身的王明爭奪中共教主地位。毛澤東隨後發起了延安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既是一場政治清洗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重新塑造中共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運動，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將中共的指導理論從馬克思主義改造為「毛澤東思想」。
在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指定了二十二個學習文件，其中毛澤東的著作有六篇，佔最多比例，國外作者如列寧、史太林的著作居次要位置。整風運動委員會宣布：「在所分發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和革命的實際鬥爭狀況，因此必須當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認真讀和反覆讀。」委員會指出，毛澤東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主義的最重要的基礎理論著作。而共產國際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指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員）的文章都是不正確的；這樣的文章，誰讀的多，誰就會成為教條主義者。」
整風運動的結果是正式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當1945年「毛澤東思想」出現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文件中時，也意味著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的第一代教主。
毛澤東死後將權力傳給了華國鋒，從職位上來看，華國鋒當時擔任中共中央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是中共黨內首次將這三項權力集於一身的人物，表面上看應該是前仕途順遂，但是僅僅五年內，華國鋒就被鄧小平等中共元老排擠出中共最高權力體系。華國鋒沒有成為中共第二代教主的原因就在於，其一華國鋒沒有真正掌控軍隊；其二華國鋒在意識形態領域遭遇了滑鐵盧式的失敗。
華國鋒上台後推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實質就是毛澤東犯的錯誤都不能動，這讓文革之後復出的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老幹部們非常不滿。1978年5月，一場針對「兩個凡是」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出現在中央級的黨報上，形成對華國鋒意識形態的輿論圍剿，這場辯論從中央到基層，波及全國範圍，持續三年之久，一直到華國鋒陸續交權下野。在1980年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被迫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接任；在1981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之後，軍權掌握在鄧小平手中。掌握軍權的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接連撤換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黨的一把手，並安排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位接班人。與此同時，鄧小平也在創建自己的意識形態，從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取代了「兩個凡是」，成為中共新的意識形態。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成為全黨的指導，鄧小平正式成為中共第二代教主。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接稱為「鄧小平理論」，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理論」被寫入中共黨章，成為中共指導思想之一。
鄧小平之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也都創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包括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雖然江澤民和胡錦濤名義上算是中共的第三、四代教主，但是他們的權力來源於鄧小平，他們的大政方針也都是延續了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屬於鄧小平時代的延續。
二、「習近平新時代」：三權合一追求全球霸主
對於第五代教主習近平來說，繼承鄧小平的政治遺產顯然不是他的志向，習近平要的是超越鄧小平，比肩毛澤東。2017年10月24日，在中共十九大會議的最後一天，大會通過了中共黨章修正案決議，除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之外，寫入黨章的還包括「四個自信」；「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意識」；「中國夢」、「兩個百年奮鬥目標」；「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習近平強軍思想」等內容。與此同時，在黨章修正案中，也加入了很多「強國」的字眼，如「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被修改「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基本實現現代化」，被修改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創新型國家」被修改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
也就是說，早在五年前的十九大的黨章修正案中，習近平已經開始一股腦地塞進去很多自己的東西，這些內容表現出習近平的意圖就是要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二個百年歷史的開創者，成為一個全新時代的中共教主，有點類似於前面一百年是毛王朝，這後一百年習近平要把它打造成習王朝。而二十大的黨章修正案，寫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發展」，二十大會議並要求全黨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這一思想貫徹落實到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這標誌著習近平正式開啟了自己的習王朝。
在政治體制方面，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在本質上沒有區別，鄧小平時代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繼承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治體制的全部內容，只是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在幹部的選撥和任期上，鄧小平時代逐漸取消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形成任期制，從毛時代檯面上的獨裁專制轉入幕後垂簾聽政，從毛澤東一人獨裁轉變為中共元老集領導。而「習近平新時代」的政治體制，從領袖稱號的恢復到個人終身獨裁，將全面回歸毛時代。
在經濟體制上，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和權貴市場經濟是對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和計劃經濟體系的顛覆，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將是對毛鄧政策的融合。一方面習近平時代的經濟依然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同時並存，自由競爭與權貴對市場壟斷同時並存，但是在經濟自由度上比鄧小平時代要後退，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將會大幅增加，黨對企業的控制將會向毛時代靠攏，尤其是將建立一系列習近平和中共中央直接控制的超級壟斷企業去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追求經濟和科技的全球霸權，以取代美國，成為軍事和政治上的全球霸主。
2022年9月1日，中共國資委副主任翁傑明在關於中共國企改革的專項會議上稱，要加強央企的專業化整合力度，把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要更多企業和地區做到「一業一企、一企一業」，基本消除企業規模小、技術弱等問題。這則消息讓中共的「基石計劃」再次顯露在世人眼前。
「基石計劃」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共試圖通過國家壟斷方式，締造行業巨頭，從而參與全球競爭以及影響全球經濟的經濟控制計劃。根據中共發布的消息，納入「基石計劃」的大型央企將有98家。據接近北京官場的人士此前透露給大紀元的消息，中共要央企做大做強，不僅要在國內做老大，二十大後的目標，就是要求壟斷級別的央企對世界能產生絕對的影響。
除了基石計劃之外，習近平的新經濟模式還體現在往私營企業派駐黨組織，將私營企業逐漸操控在共產黨手中。基石計劃以及國進民退的經濟控制模式，代表著習近平的一種底線思維，是習近平穩定政權基礎的底盤。如果與西方發生戰爭，發生經濟脫鉤的情況下，中共這個龐大的邪教組織將如何生存？對習近平來說，只有將國家的經濟命脈以及經濟控制權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算具備了與西方抗衡的基本盤。
「習近平新時代」的共產黨組織以「兩個確立」為指導，成為習近平個人獨裁的工具。所以，通過共產黨壟斷大型企業以及操控私營企業，習近平試圖建立一個不但控制政治權力（包括軍權）、意識形態權力，同時還將控制整個國家經濟權力的個人獨裁的超級極權體系。
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也是控制了這三項權力，但是毛時代中國經濟落後，體量非常小，不具備全球影響力。在鄧小平時代，鄧小平只控制了軍權和意識形態權，登上了中共第二代教主的寶座，但是政權是由八個元老一起控制，最終形成鄧小平和陳雲雙峰政權體制（江澤民時期是元老影響下的江澤民半獨裁體制，胡錦濤時期政治上是集體領導）；由於政治上的分權，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時代形成太子黨集團一起瓜分國家財富和市場資源的模式（江胡時期依然是這種經濟模式）。
而在「習近平新時代」，習近平不僅完全控制政權和意識形態權，形成個人終身獨裁，還將控制中國所有的大型國有企業，形成一業一企，完全壟斷市場的格局，鄧小平時代太子黨瓜分國有資產和市場資源的格局將被打破重組，所有太子黨的企業集團必須依附於習近平的權力體系才能獲得財產和人身安全。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習近平繼承的是經濟體量全球第二的一個超大經濟體，如果這個經濟體真的像習近平正在計劃的那樣，形成習近平一統江湖的一業一企的局面，那麼，全球經濟和政治生態將出現一個巨大的異數，或者說是一顆超級腫瘤。
三、四面楚歌 經濟崩潰 習近平新王朝盡顯敗象
但是，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實質是建在一個新廢墟之上，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這個新時代都沒有展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從政權本身來看，習近平表面上獲得了新的最高統治權，但代價卻是得罪了黨內幾乎所有的其它派別，這將使習近平的新政權基礎非常脆弱。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如果有人再像毛澤東那樣搞個人崇拜和個人終身獨裁，在中共體制內就已經是一種逆流，很容易成為大家共同的靶子，習近平搞三連任以及可能的終身獨裁，就是把自己樹立為靶子，成為所有其它派別攻擊的對象。二十大習近平的登頂之路，從一開始就是步步驚心，從習下李上的政治謠言到處瘋傳，到彭載舟四通橋橫幅的臨門一腳，可以說，習近平新王朝已經成為朝野上下，從廟堂到民間的共同敵人，這股反習的聲浪在二十大後只會越演越烈，甚至會引發習家軍內部的分裂，歷史上袁世凱稱帝引發的北洋軍內部分裂就是一個前車之鑒。
民國初年，當袁世凱做大總統的時候，北洋軍的各大統領都效忠於袁世凱，幫助袁世凱鎮壓革命黨人，鞏固袁世凱的權力。但是當袁世凱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將自己推向皇帝的寶座後，北洋軍閥內部就開始分裂，掌握北洋軍半壁江山的段祺瑞、馮國璋不但不執行鎮壓雲南護國軍的命令，馮國璋還和反袁勢力暗通款曲，並聯絡五位北洋將軍發密電反對帝制，導致袁世凱眾叛親離，皇帝夢成為一枕黃粱。
北洋軍閥反帝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一個最切實的理由，就是袁世凱稱帝一旦成功，北洋軍的這些大員們就喪失了晉陞國家元首的機會，這對於已經經歷民初共和體制洗禮的新軍閥而言是難以接受的。歷史的事實也是這樣，袁世凱的親密戰友們分享了反袁反帝制的勝利果實，1916至1917年，馮國璋擔任副總統、代理總統，1918至1922年，徐世昌擔任大總統，1923至1924年，曹錕擔任大總統，1916至1918年，段祺瑞擔任總理。而當今習近平意圖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獨裁帝國，不也是斷絕了習家軍各諸侯的上升之路嗎？那些進入政治局的習家軍大員，離最高權力只有一步之遙了，他們會甘心永遠臣服在習近平的個人權威之嗎？他們難道不會與外部的反習勢力聯合起來搞一些讓習近平防不勝防的各種形式的「政治團夥」嗎？
從經濟層面來看，習近平新王朝一開始就面臨一個百葉凋敝、外資撤離、精英卷款紛紛往外「潤」的經濟瀕臨崩潰的局面，而這個局面正是習近平為了保證其二十大登頂而一手造成的。
2019年末，新冠肺炎首先在中國武漢爆發，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高層的隱瞞和故意縱容下，這波疫情很快從武漢傳播到世界各地，引發了全球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巨大改變，而中國則在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所謂大國抗疫政策下，陷入了一場文革2.0式的內亂，這也是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2022年初，新冠肺炎的新變種Omicron病毒再次肆虐全球，這種病毒雖然傳播力很強，但是致死率非常低，世界各國都採取了與病毒共存形成群體免疫的科學防疫措施。而中共卻逆歷史潮流，依舊執行嚴格的封鎖措施，2022年3月份開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由於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而被封鎖了兩個月，幾乎將這個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徹底熄火。在上海被封鎖的同時，據日本野村銀行4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估計，中國當時有45座城市的3.73億人處於某種形式的封控之下，約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城市每年貢獻約7.2萬億美元的GDP。
7月15日，中共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5%，處於過去三十年以來的最低點。
據美國之音10月18日報道，路透社對40名經濟分析師的調查發現，他們對中國第三季度的增長預期中值為3.4%，第四季度的增速可能會提高至3.8%，全年經濟增速將會達到3.2%。路透社說，這將是中國從1976年文革結束以來的46年中最低的經濟增速。
接受路透社調查的專家們認為，拖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抗疫清零。上半年，中國核心經濟地帶上海、浙江、長三角等許多地方實施了大規模封城，導致大批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供應鏈崩潰。
美國之音報道說，中國官方原本期望下半年疫情會有好轉。但實際上，受中共二十大影響，各地政府為給二十大順利召開營造「有利環境」而對零星的疫情反撲採取了格外嚴厲的「清零」應對，使得預期的報復性增長不僅沒有出現，反而給經濟增長增添了新的變數。
至於說習近平寄予希望的98個巨無霸央企，這種大型壟斷央企一定會損害地方利益，會撕裂中國目前的一些市場化經濟結構，這種退回計劃經濟的經濟模式，預計在中共內部將引發更大的問題。
習近平的清零封城以及整肅民營科技巨頭和民營經濟，導致中國供應鏈斷裂、生產停滯、中小企業倒閉，外資撤離，直接和間接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房地產和地方銀行的暴雷，這些危機耗盡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幾乎所有主要驅動力。2022年是習近平開啟新王朝的一年，也是中國經濟危機全面爆發的一年。
四、中共謊言立國 「習近平新時代」黃粱夢盡
根據中共官方的表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這是中共的黨話，翻譯成人話就是，習近平思想是邪惡馬列主義毒害中國人民的最新版本。
中共意識形態的老祖宗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套邪惡的思想體系，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基本原理掰開來看，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徹頭徹尾的假哲學，其概念模糊、邏輯混亂、推理錯誤，結論也不可能被任何經驗和實踐所證實（有關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共意識形態的理性辨析，筆者曾經寫過12篇《中共意識形態之理性批判》的哲學專著，可以在《大紀元》網站檢索）。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共產黨宣言》是歐洲邪教「撒旦教」為了誣衊《聖經》，破壞神對人類的教誨而委託馬克思撰寫的一部假哲學，馬克思曾經自己說，《共產黨宣言》是「糞、污穢之書」。
但是這部污穢之書，由於可以為共產黨陰謀家奪權打造自己的專制獨裁王國提供意識形態資源，所以，被強行的灌輸給其治下的民眾。各代共產黨教主也不遺餘力的對這套假理論進行修修補補，不斷推出它的新補丁，以維持對民眾指鹿為馬的洗腦效果。
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代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它的核心體系是毛澤東在1937年7月和8月份撰寫的兩篇文章《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文章的實質就是為全黨洗腦，讓中共黨員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放下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和報國熱忱，一心一意的跟隨毛澤東執行「假抗日、真通敵」的賣國路線，利用中日戰爭的機會顛覆中華民國，奪取中國的政權。在抗日戰爭後中華民國國力衰敗、百廢待興之際，毛澤東對中華民國發動戰爭，最終在蘇聯的幫助下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為中共的一黨獨裁提供所謂合理性依據。文革期間，毛澤東又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其掃清政敵提供理論支援。可見，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兩個字——奪權，其所謂的理論體系都是為了奪權以及維護權力所進行的輿論動員而已。
中共第二代教主鄧小平的理論如果也要兩個字來概括的話就是——賺錢，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不要爭論甚麼是社會主義，能賺錢、能發展經濟、能增強綜合國力，以經濟建設成果加強了中共的統治，就是社會主義。中共的發展和崛起正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今天中共體制內的權貴都是鄧小平路線的受益者。到了江澤民時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其實質是在理論層面解決「讓誰賺錢」的問題，就是讓共產黨這個組織從起初的所謂無產階級的代表，轉變為資本家的代表，這是對鄧小平理論中「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路線的具體化執行。
胡錦濤的理論體系是「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其核心在於後者。共產黨並不真正關心如何科學的發展，而是不擇手段的以犧牲環境資源來發展經濟，在中共太子黨以及權貴階層在改革開放中依靠對政權和經濟資源的壟斷而迅速暴富後，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再加上中共權貴不斷侵犯民眾的土地、房產和企業，以及中共在人權上對中國民眾的迫害日益加劇，中國社會矛盾尖銳，官民對立勢如水火。據統計，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8,700宗、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到2005年的8.7萬起（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滋事等），13年間增加10倍。另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會統計年度數據」，2006年中共公安機關受理的群體性事件有59萬9,392宗，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呈現爆炸性的成長。
胡錦濤時代，中國社會進入群體性事件爆發的時代，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理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其實質並不是為了社會真正的和諧，而是不讓老百姓的維權反抗行為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就是用中共的「維穩」來打壓民眾的「維權」，這也是中共在胡錦濤時代動用天文數字般維穩經費的理論依據。根據清華大學學者孫立平估計，中國大陸2010年的維穩支出金額為5,490億元人民幣，超越當年的國防費用的5,340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共的對內鎮壓經費超過了國防開支。馬克思主義在胡錦濤時代的最新中國化成果，實質就是富起來的中共政權如何再耗費巨資與人民開戰。
那麼，到了「習近平新時代」，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又耍出甚麼新花招呢？其實已經沒有甚麼花招了，只剩下一個黃粱美夢了，習近平個人的「中國夢」，一個從梁家河大學問之地走出來的青年，用那個時代的思維所構築的一個強國執念。
如果衡量一下中共各代教主意識形態中的理論成份，毛澤東思想中有一些辯證哲學的因素；鄧小平理論中有實用主義的影子；江澤民的三代表理論參考了社會結構模型；胡錦濤科學發展觀有環保主義的理念；而習近平思想中基本找不到甚麼有價值的理論依據，所以習近平思想的核心其實就是「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就是以軍權和政權對全國人民赤裸裸的脅迫，這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製造的騙局已經窮途末路，已經玩不出新花樣，只剩下刺刀和槍口的威脅了。如果說習近平此前的中共教主的意識形態還能算是一套套外表漂亮的新衣服，以遮住中共教主們猙獰恐怖的真實面目，那麼，習近平思想只能算是那個童話裏講的「皇帝的新衣」了。在不斷覺醒的中國人民面前，習近平的這套騙局還能維持多久？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的那個反習橫幅，也許已經給出了答案。#
——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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