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沂蒙山一個非常貧窮的小山村裏。我有四個哥哥。那個時候我父親不在家,正好是文革時期,母親還要不斷地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可以說我的生長環境是非常惡劣的。孩子都是放在家裏沒人看管的狀態。那個時候很多孩子都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
五個多月的時候,有一次我發高燒,但是我媽媽還不得不去幹活,連借兩塊錢帶我去看病的時間都沒有。結果我發燒兩天以後,眼睛就出現了問題。
我媽媽聽到我哭得不行,再抱起來看的時候才發現,哦,眼睛已經被燒壞了。那個時候大家都在鬧革命嘛,也導致了很多悲劇的發生。我想我也是其中一個,雖然不是最慘的。
我能獨立的,從善惡、是非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最早是我父親給我讀一些古代俠義小說、這些正義的故事對我的影響。在我成長過程中,還有一個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就是聽廣播。
小時候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小喇叭」節目我經常聽,後來也通過短波聽國際社會不同的對事務的解讀,就有了和我接受的中共教育和中共宣傳完全不同的判斷標準。
我小的時候喜歡把問題探得水落石出,這是我的性格使然。沒走進學校接受共產黨的毒害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從5、6歲,6、7歲就接受它的教育,是不是也會迷信它的東西。但是我覺得外因還是通過內因起作用,關鍵還是內心的思考非常重要。
我對中醫很感興趣,中醫的傳統,天人合一的理論我覺得也是非常有道理。我們的老師也都認可我是一個學中醫的好材料,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社會的很多問題不是靠醫能夠解決的。
有一句話叫: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後來我發現在中國真正能接受到這樣治療的,不是官,就是吏,普通老百姓很少有條件。所以後來我沒有去行醫,可能有點那種魯迅棄醫從文的意思。當然我也沒有從文,我從了甚麼我也不知道,我從的維權。
那個時候我在學校裏自學法律,也選修了法律。由於我幫著自己維權,又幫助其他殘疾人維權,到後來很多農民受到侵害都來找我。這個時候你會發現社會對於公平、正義的要求、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而這方面沒有人去做,就是一個空白。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更有價值。

中共滅絕人性的計劃生育政策

其實共產黨從8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和老百姓灌輸,計劃生育就是獲得了聖旨的一個政策。這個政策當中無論是做得再過,哪怕是人命關天也沒有關係。在計劃生育的問題上,你只有服從。如果你反抗,「上吊不奪繩,喝藥不奪瓶」,你就是當著我們的面喝藥,我們也不會奪過你的瓶子。
到了90年代,共產黨把這個標語改了,說「上吊給繩,喝藥給瓶」。言外之意就是說,你如果想反抗這個東西,你上吊,黨和政府給你繩;你喝藥,那我們給你買。
他們的標語就寫得非常清楚:「打出來,流出來,絕對不能生出來」、「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一人超生,全村結紮」;甚麼「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該紮不紮,拆房揭瓦」等等這一系列滅絕人性的口號就都出來了。
你如果人走了,他就用一個拖拉機,用一個油絲繩,把你的門砸開。拿個繩子拴在房樑上一墜,把你整個房子給拆了。這就是共產黨。

大肆強行抓捕孕婦 屠殺胎兒

2005年這種大規模的抓捕,說屠殺也不為過,殺了很多孩子。我當時在北京,那個時候我已經做了很多維權的案子。
一天,我接到我們同村一個兄弟的電話。他說,他們現在又跟80年代、90年代一樣,組成小分隊,十幾個人到幾十個人不等,不分晝夜到村裏去抓這些懷孕的婦女。
抓不到這兩口子,就開始抓他的鄰居啊、弟姐妹啊、父母啊,甚至鄰村的岳父岳母都抓。抓到計生辦,放到一個屋子裏給關起來。我一聽就說,這肯定是違法的。我覺得非常憤怒。後來我從北京回來,我們就開始展開一個調查,準備案卷,對這些地方官員提起訴訟。
最慘絕人寰的那就是殺孩子啊。他們們用一個詞叫「捂」。這個詞實際上是老百姓用來說捉鳥或者捉動物的。
這些小分隊,他們白天去找人找不到,就晚上12點、1點到人家,一部份人拿著羊鎬棒,翻牆翻進家裏,不容分說,有時候那些婦女連衣服都不讓穿,穿著內衣就給拖出家,兩個人架著抬到車上,拉到計劃生育服務站強制墮胎。
到那裏首先就要你簽一個《知情同意書》,名字很好聽。簽這個東西的意思就是,這次墮胎是你自己知道,也是同意的、願意的,是自己作出的墮胎的決定。
明明是逼著你,但是他還要你簽這樣一個東西,為了避免承擔法律責任。你要不簽,那接下來就是侮辱、誹謗:「別給臉不要臉。你要是不簽,我們幾個人按著你的胳膊、腿兒,也把這手術做了。」 一般人都受不了這種侮辱,那就被迫、委屈地簽了。

毒針催生 死嬰扔床頭刺激孕婦 未死嬰兒 擰斷脖子丟棄

醫生就在她的肚子上摸來摸去,找到這個孩子的頭。把這個毒針隔著肚皮,扎破孩子的頭皮,打到它身體裏,把這個孩子殺死。最慘的是,有的孩子已經9個多月了,快出生了,就在裏面就開始掙命,弄得這個孕婦疼痛難忍,翻來覆去。
最後這個孩子就被弄死掉,催下來。他們有的時候還會把孩子裝在一個膠袋裏,就扔在床頭。不是馬上就拿走,讓你看不見。哎呀,不能講,我每次講這個故事就非常憤怒。
有的地方醫院就直接打催生針,不是打毒針先殺死,而是直接把8、9個月大的孩子催生下來。有的孩子生命力比較強,他會自動把這個東西排出來,發出哭聲。
這個時候醫生、護士就抓著這個孩子的脖子,把它一擰擰斷,扔到缸裏,就這麼殺掉;有的就弄點酒精往它臉上一按,把這個孩子給嗆死,當著他父母的面;還有的就直接裝進膠袋,把口紮緊,就讓他這麼死掉,悶死。
非常滅絕人性!這樣的做法對他們可能是司空見慣,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太經常了,每天可能都幾百次地發生。

在中共體制下 人如被飼養的動物

在中共國內的狀態下,專制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人在他們眼裏已經不再是人,就是一個工具,就是像農民養的豬、馬、牛、羊、兔子一樣。他想讓你多生他就讓你多生,他不想讓你多生他就堵住你的產道。
對於被逼著上訪也好,被逼著結紮也好,被逼著強行通過暴力把孩子從你的子宮裏掏出來、殺掉,老百姓不明白嗎?明白。但是面對赤裸裸的暴力、暴徒,而且這個暴徒掌握了政權,手裏有槍。你說怎麼辦呢?
當這些小分隊隨便把一個婦女從家裏抓起來,從家裏拖走,人家報警的時候,公安的回答是:政府行為,我們沒法管。
當這群暴徒到你家裏抓人、打人的時候,你去起訴他,共產黨說我不知道。可是當你反抗的時候,代表共產黨的暴力公安系統就馬上跳出來成了共產黨的黨衛軍、打手。
我去調查的一個叫桃花頂的村子(現在叫桃花源)的村民就跟我說,我們整個村子,除了這些八、九十歲的老太太敢在村裏住,剩下的稍微年輕一點的都不敢在這住,都沾親帶故啊。

一家計劃生育出問題 方圓50米鄰居全被抓走關押酷刑

一個人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出了問題,離你家方圓50米的鄰居全部都被抓走,關起來,毆打、酷刑。所以他們晚上就不得不拿一個塑膠布跑到村子外面的田地裏面睡覺。
那些老百姓就跟我說,國民黨也好,日本鬼子也好,當年沒有幹過的事,共產黨都幹了。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不到半年的時間,整個臨沂就有13萬多人被強制墮胎,或者結紮,有60多萬的家屬、親友被株連,抓到計生辦公室進行毆打、酷刑。
6米見方的房間有時候關了100多個人,站都沒地方站。他們在中間放一個桌子。桌子兩邊一邊放一個尿罐,男的女的混關在一起,少則幾天,多則幾個月。你要是不快點把你的親戚找出來讓她去墮胎,那你就每天都要在這裏「學習」,還要逼迫他們交甚麼「學習費」。每天就是挨打,甚麼學習啊。
實際上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產業鏈。共產黨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一方面這是共產黨想要做的一個政策,一方面這成了當地官員斂財、創收的一個好門路。
很多計劃生育的受害者,以及他們的父親兄弟、親戚都被抓到計生委關起來了。一天下來吃喝都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啊。共產黨逼著他們交「學習費」,一天200塊錢,還強迫他們買高價的食物。
另一方面,家人被抓起來,一家人都很著急啊,就會去求哥哥拜姐姐,找門路送禮,拿錢把人放出來。好不容易今天買通關係放出來,明天又被抓走了。因為這個小分隊就是幹這個的。抓回人去就有賞,就有錢,所以他就瘋狂地抓人、搶錢。

計生部門罰款 更是貪腐來源

還有一部份就是罰款。計生部門罰款也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這裏面有很大的彈性。只要給你點麻煩,你就送錢,送錢就可以消除麻煩。這樣就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收入。這個腐敗也是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40年的邪惡殺人政策給中共國帶來了太多的災難。共產黨可能現在也意識到這種災難,不管是中國道德的淪喪,對生命不再尊重,還是現在的老齡化等等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逐步暴露出來。實際上中共執政73年,政策都是錯誤的。
據說有些地方現在逼著老百姓,你在登記結婚的時候就要交押金,要承諾結婚之後要生二胎。生了二胎,這個錢才能拿回去。你要是不生,這個錢就沒了。這個就很像是當年結婚的時候你要交押金,保證你不超生二胎。你要是超生了,這錢就沒了。

中共近兩年的新政策,每對夫妻必須生三個孩子。(網絡圖片)
中共近兩年的新政策,每對夫妻必須生三個孩子。(網絡圖片)

短短的一段時間,你會發現共產黨的政策完全就是兩個極端——以前是「一人超生,全村結紮」。接下來有可能是「一人不生,全村懷孕」嗎?它可以隨意不斷地去犯錯,左右犯錯,但是承擔代價的永遠是中國的老百姓。
共產黨吃人口紅利,這些年已經吃到頭了,接下來各種各樣的後患都會出來。怎麼辦?我覺得不管是當年逼著你墮胎,把孩子殺掉也好,還是今天逼著你生也好,其實共產黨只是把人民當成一個工具,當成一個收割的韭菜。
只要這種共產專制壟斷一切權力,凌駕於國家、人民、憲法和法律之上的這種專制狀態不被改變,中國人民的命運就永遠沒有安生的那一天。(原標題為:《黨的手把每個育齡婦女的產道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