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充滿了禁忌話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文化大革命。
1981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做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嚴重災難的內亂」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相對自由的時期,出現了一批關於文革的歷史著作。其中,政治學者嚴家祺和他的妻子高皋所寫的《中國「文革」十年史》最為著名,該書後在香港《大公報》連載。然而,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和屠殺事件發生後,這本書被禁止發行,因為作者被中共稱為事件的「幕後策劃者」。
有些文化大革命史料採用了軼事的形式。我手上有兩本這樣的書。在某種調侃的背後,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瘋狂。
例如,紅衛兵指控戰國時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支持六國聯合抗秦的楚國著名詩人和政治家屈原是「假愛國者」,參與「七個中國」的陰謀,抗拒秦國代表的「一個中國」的歷史趨勢。當時秦國通過戰爭很快吞併了其它六個主要的諸侯國,統一了中國。
另一個例子涉及「永安》(字面意思為「永遠和平」)。這是一家香港百貨公司,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分店。上海紅衛兵認為,「永安」這個名字很反動,必須要換掉。他們考慮了「永鬥」和「永紅」等選項,實際上更喜歡「永亂」,因為當時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領導人林彪說:「現在是天下大亂,越亂越好。」
為甚麼中國歷史是以調侃國家災難的形式來寫?是否有類似的書名,如:關於納粹德國的笑話?我不清楚。這可能是獨特的中國歷史書寫方式,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我手上一本書的序言中,作家流沙河指出:「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鬧劇最適合於笑談,最不適合於嚴肅的討論,以分清黑與白……所有的苦難都變成了一場狂歡的夢。白癡們醒來後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足夠清醒,可以發表各種評論,這實際上是愚蠢的。」他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CCP)、中國和中國人民都是一言難磬,現在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思維方式不復存在還為時尚早。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政治鬥爭,本質上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有一則軼事:一個臉色蒼白的病人在公共汽車上站立不穩。有人勸他身邊的一個年輕人讓出座位。這位年輕人說,誰能承受得起政治立場的錯誤?我讓座並不是甚麼大事,但一個人的屁股也是分階級的。誰能證明他不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間諜、叛徒、臭知識份子?車上的人都無言以對。
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很荒謬?此類荒謬在中國隨處可見。在中國,政治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由於香港現在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荒唐也已經蔓延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最近,14名中學生因在晨會升國旗時繼續吃早餐而被停課3天。儘管學校和學生講述的細節不盡相同,但這一過份的、空前嚴厲的處罰,幾乎可以肯定是政治性的。
這樣的荒唐事讓人想起了文革時的一個流行軼事。在許多鬥爭會上,與會者坐在地上,有些人墊了報紙坐。後來,發現有人坐在毛主席的照片上,這些人立即從批鬥者變成了被批鬥者,並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香港人喜歡聽婆婆的笑話,「如果我和你媽掉進河裏,你會先救誰?」在新香港,當父母為他們的孩子考慮學校時,他們可能同樣會問校長「如果國旗和我的孩子掉進水裏,你會先救哪一個?」回答「我會先救孩子」,這對任何校長來說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可能會為學校贏得可怕的左派報紙的頭條,進而帶來政治問題。
儘管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我們還是需要提出這樣的問題。至少,這類問題使我們面對現實——香港的學校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作者簡介:
Hans Yeung曾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經理,負責歷史科目考核。歷史學家,研究方向是現代香港和中國歷史。香港歷史節目的製作人和主持人,也是獨立媒體的專欄作家。現已舉家移居英國。電子郵件: hku313@gmail.com
原文:Cultural Revolution Absurdity is Coming to Hong Ko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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