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拉米調查了加州犯罪率飆升的根本原因。他說:「(在加州)沒人被追究責任。你可以去偷任何你想要的東西,然後走出商店,第二天再來搞一次。如果(盜竊品)低於950美元,就屬於輕罪。」
今天,我將採訪《加州內幕》(California Insider)節目的主持人西雅瑪克霍拉米(Siyamak Khorrami),討論他的這部新紀錄片《加州犯罪潮》(California Crime Wave),該紀錄片現在正在「大紀元電視」上播放。
霍拉米:在加州政府,我們看到了與我在中國看到的同樣的文化,即沒有人承認犯錯。
是甚麼導致了加州犯罪率的急劇上升?為甚麼官方統計數字嚴重不準確?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我可以是一個非常好的餐館老闆,但是我從學校僱用的員工,也許其中一人心情不好,(不問顧客就給其)分發塑膠刀叉。我告訴他不要這麼做,但是他還是這麼做了,也許分發給了10個顧客。我得為此支付巨額罰款嗎?那我該怎麼辦?我得認識在政府辦公室管理此事的人。如果我和他們關係非常好,他們就不會對我強制執行。所以,這就是加州可能發生的事情。
楊傑凱:真是匪夷所思!你的基本意思是:制定了太多的法律,這麼一大堆法律,實際上反而導致腐敗變得更加猖獗。就因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應對。真的不可思議!請給我講講你的背景吧。
霍拉米:我在伊朗長大,直到16歲。後來我在墨西哥城生活,接著來到美國,再後來我去了中國,幫助一個家族成員創辦一個公司。所以,我在中國工作過,了解它的運作系統。我不得不經常與政府打交道。然後我創辦公司,之後我就回美國了。我建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6. 決定加入大紀元 這裏可以看到美國文化
那以後,我決定加入《大紀元時報》,我在這裏看到了美國文化和制度的運作方式。我在很多公司內部看到這一點:我們承認犯錯,但不害怕犯錯。我們談論錯誤,我們說很抱歉,然後我們可以糾正。
在中國,這都是不會發生的。沒有人承認犯了錯,這種事你不會看到的。不幸的是,在加州政府,我們看到了我在中國看到的同樣的文化,即沒有人承認犯錯。
我們看到了一場大規模的詐騙案件。就業發展局(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EDD)—— 加州的EDD,在大流行期間給人們發放了200億美元的失業支票,甚至把它給了那些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總額達)200億美元。
沒有人站出來說:「對不起,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我們本來應該更好地管理這個部門。」沒有人這麼說,而這正是我們這個州正在失去的東西。美國還存在其它價值觀,其中之一是意見和思想的多樣性。
我看到這是美國特有的價值觀,比如你去看足球比賽,你可以看到不同球隊的不同球迷,他們在交談,玩得很開心,他們在一起看比賽。又比如,在一個公司裏,高管們允許、尊重其它的意見,可以把它們擺到桌子上進行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案。
在加州,我們只用一種思維方式來管理這個州。這是相當極端的。即使是民主黨人(內部),加州大多數是民主黨人,但在民主黨內部,只(能)有一種聲音,他們甚至不接受自己黨內的其它想法。我的意思是,這裏的民主黨人害怕質疑,害怕公開談論任何可能對其意識形態有負面影響的東西。他們害怕談論。
我還看到另一個因素。在企業界,我們非常注重行動,我們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推動事業發展。不幸的是,在加州政府中,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的問題,比如無家可歸者、火災、缺水、乾旱、缺電。我們並沒有真正處理這些問題。只是設立一個又一個項目,一個又一個項目,沒有人採取行動,我們沒有採取任何認真行動。這非常類似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做法。
7. 北京一年連60個晴天 都沒有 政府無作為
我有一個故事。我在中國時曾被邀請參加一個美國商會的活動。北京市市長也在場。有人問了他一個問題,他們(作為美國人)敢問這種問題。
比如說,「你們如何解決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北京市長卻把這個問題推給他的負責空氣質量的官員,這位官員站起來說:「北京(每年)有260個晴天,我們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讓空氣變得更好。」與我同桌的人都笑了,因為我們都住在那裏。
我們知道在北京(一年到頭)連60個晴天都沒有,但是政府卻沒有任何作為。這也是加州政府現在的情況。
當州政府官員討論無家可歸者等問題時,當他們想撥出150億美元或50億美元來為無家可歸者建造住房時,當他們站上台然後說「這個項目運作得非常好」時,沒有人提出質疑。
所以我們在這個州搞了這個項目,要在洛杉磯為無家可歸者建造單間公寓,每個單間公寓12萬美元。市政府撥款1.2億美元,民眾支付稅款來實現這一目標。每個單元的成本在60萬到80萬美元之間。
當洛杉磯市政府官員站在講台上說「這是一個偉大的項目,它運作良好」時,報紙會進行報道,但是他們不會給你數據說明項目如何進行,在哪裏進行,建了多少房子,有多少無家可歸者受益於這個項目而不再露宿街頭。媒體沒有告訴人們這些,而人們信任媒體。但是政府……
楊傑凱:鑒於你現在所看到的一切,你的紀錄片的記錄以及更多方面,你認為這一切將如何發展?
8. 加州人正在發起一場運動 想要改變現狀
霍拉米:一方面,我們剛剛在加州舉行了選舉,投票率非常低。這表明加州人還沒有,在某種程度上,大多數加州人還沒有到了想要改變或者挑戰這些政策的地步。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有一群加州人正在發起一場運動。
在三藩市,有一個罷免學校董事會成員的活動。在三藩市,有罷免地區檢察官(註:Chesa Boudin,他推出一系列縱容罪犯的激進左派議程)的活動(成功了)。在洛杉磯,也有一個罷免地檢官(註:George Gascon,他推行激進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行動,剛剛獲得(足夠啟動特殊罷免選舉的)簽名。
可見,參加這些運動的人們已經開始對現實感到厭倦和沮喪,想要做出改變。這些運動的有趣之處在於,其中很多罷免活動都是民主黨人主導的。
罷免學校董事會活動的發起人是民主黨人,是移民;罷免(三藩市)地檢官博徹思(Chesa Boudin)的發起人是民主黨人;洛杉磯的(地檢官)罷免則是由無黨派人士發起的。也就是說,在加州似乎有一群人開始厭倦了,實際上,他們可能啟動這種變化。
霍拉米:隨著事情不幸地變得更糟,人們看到這些政策的結果,越來越多的加州人將會站出來,想要改變。畢竟這是個很棒的地方,氣候很好,還有很多企業家。也有很多人是推動者和風雲人物,他們成立公司、做實事、搞創新。當這些人受到影響時,他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離開加州,二是留下來造就或改變加州。
楊傑凱:鑒於你在完成製作這部紀錄片後所了解到的一切,你認為可以立即做出甚麼樣的良好的政策決定?
霍拉米: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們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正變得情緒化,採取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處理問題。我們想進行刑事司法改革,但是根據我在當地收集的情況,我們實際上已經廢除了刑事司法系統。而我們必須做的是:必須恢復這些法律,恢復某種程度的控制。
當我們看到這裏有一兩宗案件有不公時,我們必須明白,有時會發生不公正的事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因為有人沒有受到良好的對待,我們就必須改變整個系統。
很多時候,當人們質疑警察部隊或刑事司法系統時,(要考慮到)有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這些組織中工作。你可以有幾個害群之馬,他們可以造成大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系統都是壞的。我生活在墨西哥城時,如果我在城裏迷路了,我最不想問路的人是警察,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好是壞。其警察隊伍中存在大量腐敗現象。
9. 犯了錯誤 必須追究責任
在美國,我們的警察隊伍中,在大多數情況下,99.999%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我們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好。會有一些不公正的案件,但是我們不應該感情用事,不應因為這樣那樣的案件而改變我們建立的整個系統。我們應該嘗試弄清楚如何在內部修復它,或者嘗試如何更好地認識清楚這些案件,逐一糾正。
楊傑凱:所以,必須追究那些需要被追究責任的人的責任,他們要麼是犯了錯誤,要麼是參與了腐敗等等,但是不需要進行徹底改造。
霍拉米:不需要進行徹底改造——廢除系統並創造新的系統,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才取得現在的成果。最重要的事是改變政策,同時改變政策制定者的心態。他們需要真正迅速地認識到,我們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沒有(對犯罪行為的)追責。
你可以去偷任何你想要的東西,然後(大搖大擺地)走出商店,第二天再去偷。你可以去偷然後用錢去買毒品,再睡在街上,沒有人會去管教你。這樣不對!你應該換一種方式做事。因此,務必存在的機制是——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不應該容忍有人走進商店拿了東西就走,這不是一個好的文化。
如果做錯事不承擔任何後果,這對社會是不利的。起初,當時是(因不算重罪而)去偷900美元,現在盜竊金額變得越來越大。在洛杉磯,你會被人跟蹤回家,有人會搶你的車。如果我們對此不採取任何行動,這些犯罪份子就會感到越加放心,越加自信,越加大膽。
我們走的路線讓偷竊變得越來越容易。而原因是我們想善待這群人,或者想善待那群人,可是我們正在失去整個社會。
楊傑凱:好,西雅瑪克霍拉米,謝謝你接受本節目的採訪。
霍拉米:非常感謝你邀請我上你的節目,楊。
楊傑凱:感謝大家觀看我對西雅瑪克霍拉米的採訪,他的紀錄片名叫《加州犯罪潮》,現在就可以在「大紀元電視」上觀看。我是節目主持人楊傑凱。
您剛剛觀看的是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的刪節版,要想觀看完整版,請訪問「大紀元電視」,網址是epochtv.com,你還可以在Roku電視、蘋果電視、火電視等其它電視平台上找到它。◇(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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