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千人計劃」招聘官紐約受審記 （3）

聯邦調查局注意到，許多被盜技術似乎涉及與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CAIEP）、千人計劃等人才招募計劃相關的技術。這最終導致了CAIEP駐紐約辦事處首席代表柳忠三及其副手梁曉（音）被捕。兩人都不知道，幾乎從他們抵達美國的那一刻起，就在FBI的全面監視之下。

上接：中共「千人計劃」招聘官紐約受審記（2）美國國務院要求籤宣誓書大學搞在線培訓及測試都無法約束中共人員造假欺騙美國

上集講到一個名叫梁曉的外專局僱員，在美國國務院的表格上宣誓她到美國大學研究學問是「真實準確」的，實際欺騙美國來為中共政府工作。在她成功獲得了J-1簽證後，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駐紐約辦事處（CAIEP-NY）首席代表柳忠三教她如何隱藏在紐約工作的蹤跡，連薪水也要偽裝。

07：繼續為孫儷找贊助大學

2018年6月12日，柳忠三給梁曉布置第一個工作任務是：研究J-1政策並寫一個報告，幫他弄清楚為甚麼孫儷申請J-1簽證時遇到這麼大的麻煩，有甚麼新規定。他在電話中說：「我為孫儷找的學校都說，像她這樣的人，學校最多擔保她半年，延期不能批准。」

同時他叮囑梁曉六月底到紐約的注意事項：（在亞特蘭大逗留）四個星期應該足夠了，等你收到駕照，就開始預訂（紐約）航班。現在無論如何，你都要簽到，去見見你的導師，打個招呼，看看有甚麼事。之後你就可以專心做你自己的事。

梁曉奉命研究J-1政策，兩人還提及美國為引進國外專業技術人員提供的一類工作簽證H-1B。梁告訴柳忠三，外專局知道「H1-B肯定行不通⋯⋯J-1稍微好一些。」

與此同時，柳忠三繼續堅持不懈地為孫儷找贊助大學。5月29日，他致電另一位同事吳俊傑（音），「我記得吳主任對喬治-華盛頓大學相當熟悉，我們有一個同事會過來，她就是孫儷。有沒有可能喬治華盛頓大學，或者喬治-梅森大學（邀請她）？」「她不會參加任何課程。她（表面上）只去做一個項目，然後，主要待在我這裏。」

吳俊傑問：「哦，所以她是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這裏，但她實際上會住在你那裏；是這樣嗎？」柳忠三：「對，對，對。和我在馬利蘭大學的時候一樣。」

一個月後，根據梁曉研究J-1政策的結論，柳忠三告訴吳俊傑：我們研究了一下，半年的J-1簽證是短期學者簽證，可以改成長期的研究學者簽證。但吳告訴柳這不是問題所在，他諮詢的大學說，孫儷沒有資格作為J-1研究學者來，因為「研究型的資格非常高。那就是一個科學家。她不合格。」

然後柳告訴吳，CAIEP海外辦事處已經併入中國政府的另一個部門「國際合作部」，CAIEP紐約可能不會再繼續運作了。吳問道：「那你為甚麼繼續申請 J-1？這沒有任何意義。」柳回答說，在沒有收到任何正式官方通知之前，業務還要照常進行，「你必須按部就班地繼續工作」。

08：FBI暗中監視找到起訴證據

6月下旬，梁曉從佐治亞州搬到了新澤西州李堡，她住新州安德森大道809號，柳忠三住隔壁的807號。此時她已經拿到了一張使用佐治亞地址的社安卡，用這張卡拿到了顯示佐治亞地址的駕照，又用它開了一個顯示佐治亞地址的銀行帳戶。換句話說，她已經創造了紙面的痕跡，讓她看起來像是住在佐治亞州。

一切就緒後，梁開始為CAIEP紐約工作。她成為CAIEP的重要員工，不遺餘力地幹活，翻譯文件、寫報告、參加活動並從事辦公室的財務和會計工作，日復一日地與柳忠三一起為中共政府工作。一年後她要求晉陞。

柳忠三對她的工作很滿意，2019年1月給她的績效評「優秀」，此後又申請她繼續假冒研究學者「在美國繼續深造」。直到2019年9月她和柳一起被捕，她被美國政府允許離境，她的上級柳忠三則被美政府起訴，受到嚴格的居家拘留。

他們不知道，FBI已經暗中監視他們近一年時間。檢方呈堂的大量證據表明，梁曉並未住在佐治亞州。

FBI特工Busick有梁曉手機的位置數據，她的手機在172天中，有154天出現在CAIEP紐約地址，僅在佐治亞州9天。還有購物記錄、影片鏡頭，她向柳匯報工作的大量電話和短訊，都說明梁在紐約CAIEP工作。

09：UGA研究顧問被瞞住

柳忠三和梁曉明白，這個計劃的關鍵是佐治亞大學（UGA），如果他們能瞞住UGA，他們就可以繼續對美國國務院和國土安全局隱瞞。

社會學博士布魯克斯（Luther Ray Brooks）是梁曉在UGA的研究顧問，曾擔保過許多國際訪問者和交流學者。他出庭作證說，梁曉在美國期間大約每季度和他會面一次，討論她的研究項目「非牟利組織的管理」，他不時建議她可讀的書籍和材料。

布魯克斯說，他不知道梁曉實際在紐約CAIEP工作，也不知道她實際住在新澤西。柳忠三和梁曉曾到UGA拜訪他兩三次，會談時，柳從未提及自己是梁曉的老闆，也沒說梁在紐約CAIEP與他一起工作，布魯克斯只知道柳忠三是CAIEP-NY的首席代表，梁曉是外專局推薦的重要客戶。當布魯克斯得知這些欺詐行為後，他感到很吃驚。

現已退休的布魯克斯在擔任佐治亞大學卡爾文森政府研究所國際中心負責人時，不時接待外國政府僱員代表團來佐治亞大學，為來訪團做名校短期定製培訓。他說，他們通常對來自中國的18～21人21天遊學團收費16萬美元至17.5萬美元，對來自中國的長期訪問研究學者，一個人遊學3～6個月收費3,000到5,000美元。

例如，佐治亞大學在中國的合作夥伴之一是上海行政學院，基本上那是上海所有政府官員的公共行政培訓機構。上海行政學院在美國有三個主要合作夥伴：哈佛、雪城大學和佐治亞大學。幾年前，布魯克斯試圖從中國商業學院（China Business Institution）招攬更多業務，因此他問上海一個姓黃的同行，可以做些甚麼來增加UGA獲得業務的機會？

黃告訴他，佐治亞大學的培訓費比哈佛（三周40萬美元）便宜、比雪城貴。上海行政學院與哈佛和雪城大學的關係非常有價值、也非常重要，「我們將繼續保持這些關係，不會將這些業務轉移到佐治亞大學。即使你們的工作質量很高，收費也少得多，但與哈佛和雪城大學的關係的價值超過了與佐治亞大學的關係。」

布魯克斯說，主辦短期培訓代表團對大學的好處是提高國際關係聲望，有助於大學建立品牌，並帶來利潤。如果一個訪問學者代表一個組織、實體或部門，可能會帶來許多潛在的短期培訓代表團，這是大學的收入所在，在這種情況下，佐治亞大學可能會免除此人的費用。

布魯克斯熟悉中國的外國專家局（SAFEA）在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批准合作夥伴方面起的作用，知道SAFEA是他們在中國獲得業務的基礎。他表示與SAFEA保持關係對他來說「至關重要」。既然外專局推薦了梁曉，那她很可能與外專局有某種關係，與她建立關係會很有用，因此把梁曉作為他們國際中心的重要客戶。

布魯克斯說，在疫情之前，卡爾文森研究所每年可能有多達50～60名J-1或B-1簽證持有人來培訓或訪問，作為主任，他與J-1學者的日常互動很有限。再加上研究學者與接收單位的關係是鬆散型的，通常不會向大學展示他們的最終成果，而是用母語寫報告，給自己國家的總部看。梁曉後來要求延期J-1學者簽證，他也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