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海外中文媒體，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一大部份都被中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控制和收買了。有的以中立的面目示人，有的甚至看上去就是反共媒體，但在關鍵的時刻會跳出來為中共洗地站台。
了解海外中文媒體的人都知道，這些媒體有各種政治光譜，絕大多數並非單純的紅色媒體，但是，它們都成了中共在海外的統戰和大外宣的工具。
宣傳、統戰、特務「三結合」
利用媒體作為統戰工具並非始於今日，而是中共起家時玩的爛熟政治伎倆。以抗戰時期為例，西安事變後不久，中共和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表面上，中共表示服從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領導，但背地裏，卻利用各種機會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挖國民黨的牆角，拆國民黨的台。
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中共當時非常重視發揮統戰報紙的作用。
甚麼是統戰報紙？
統戰報紙雖然也是中共辦的，但它不同於中共的正式黨報。
正式的黨報比如《新華日報》，是赤裸裸的中共的宣傳工具，而統戰報紙表面上則是中立的，它採用曲線的方法宣傳中共的政策，所以比正式的黨報往往更能迷惑人。
那麼中共在抗戰期間是怎麼辦統戰報紙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曾在周恩來手下工作過，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一書中，為我們還原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司馬璐先生告訴我們，共產黨人辦黨報比較容易，根據黨的決議，宣傳黨的政策，老老實實做黨的工具，只要沒有路線錯誤，大體就過得去。
但是「黨報」往往屬於指示、教條、八股性質，擺著鐵青的臉，不易為讀者歡迎，發行量有限，影響也就不大。
統戰報紙就不同了，它不僅要懂得宣傳，而且要有一定的戰略眼光，周密的策劃，台上有拉的、有唱的、有表演動作的、有五光十色的燈光布景，令人眼花撩亂，台下的觀眾在輕歌妙舞的陶醉中受到感染。
這叫做「潛移默化」的政治宣傳。
「周恩來是統戰報紙的高手，我曾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過，包括新聞工作，他總是對我說，寫文章表面上不要過左，才能有讀者。他長期領導地下工作，他的原則是，利用報紙可以聯繫讀者群眾。地下工作必須與黨的公開宣傳活動絕對分開，而在辦統戰報紙方面，周恩來另有一套策略，即宣傳、統戰、特務工作的『三結合』。以宣傳擴大黨的影響，以統戰、以略帶灰色的言論和處理新聞為黨『交朋友』，以統戰報紙的『中立』形象，掩護中共的特務活動。」 司馬璐說。
拿國民黨的錢 辦共產黨的報
抗戰期間中共辦統戰報紙有不同的模式，其中一種是以《救亡日報》為代表的模式，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用國民黨的錢，辦共產黨的報。
據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一書中介紹，抗戰開始，周恩來在廬山和蔣介石的談話中，談到國共合作從事抗日宣傳的問題。
不久，郭沫若從日本回國，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共決定用郭沫若這塊知名度很高的左翼文化人作招牌與國民黨的上海市負責人潘公展合作辦報，當時商定這張報紙由雙方共同出錢。
人事方面，起初雙方各提出一組名單，經過反覆爭論，最後決定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由潘公展提名的人任經理，其餘的人由社長全權決定。當時代表中共直接領導的是潘漢年。
報紙出版了，這就是抗戰期間有名的《救亡日報》。這份報紙名為國共合辦，但關鍵的職位全由中共控制。
後來上海淪陷，他們逃亡到了廣州，「由於粵系軍閥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夏衍語），因此就在時任國民政府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大力支持下恢復出版。
關於余漢謀捐款的數字，夏衍說是開辦費二千元，郭沫若說是每月一千元。
廖承志曾經向《救亡日報》轉達周恩來的兩點指示：
一、爭取公開合法，不和地方黨組織發生聯繫（避免與國民黨地方勢力發生摩擦）。
二、外地經過廣州的黨員和共黨同路人則由《救亡日報》的負責人聯繫，中共廣東省委派饒彰風以記者身份，借《救亡日報》掩護黨的統戰和特務情報工作。
《救亡日報》因為銷路不佳，余漢謀的捐款不夠花，因此又利用了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的關係。
當時白報紙要靠進口，關稅很重，因此市面上白報紙官價與黑市相距很大，《救亡日報》由吳鐵城批示免稅進口白報紙，數量很大，不僅《救亡日報》自己夠用，而且通過黑市出售獲利，《救亡日報》的經費就解決了。
《救亡日報》也一度出過桂林版，是由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
拿資本家的錢 辦共產黨的報
1941年「皖南事變」以後，國共關係惡化，左翼文化人紛紛集中香港，在廖承志的具體領導下，創辦了另一份中共統戰報《華商報》。
為甚麼叫《華商報》呢？
據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一書中介紹，因為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份報紙的面目必須是灰色的，不然要嚇走海外華僑資本家的支持。
根據香港法律，當時在香港辦報或者要繳巨額保證金，或者要由香港著名的紳士擔保。
由於這份報紙的招牌是「華商」，於是就找出香港華比銀行華人買辦鄧文田出面註冊，一切都很順利。
鄒韜奮的「大眾生活」也是由另一港紳之子曹克安登記的，當時的廖承志在香港的公開身份是粵華公司的老闆，出頭露面的全是「商人」，所以報紙稱為《華商報》似很自然。
「《華商報》出版的第一天，統戰的傑作令人嘆為觀止，排在最顯著版面地位的，竟是以何東爵士為首和港澳及東南亞著名資本家的『賀詞』。何東是甚麼人呢？當時被認為與英國關係最深的香港首富，他的家族成員中也有國民黨的高官，何東的公開捧場，誰能想到《華商報》竟是共產黨辦的呢？現在何東家屬的成員何國柱是香港《星島日報》的老闆和中共政協的常委。」 司馬璐說。
據張友漁回憶，周恩來一再指示：「《華商報》不要太紅了，要灰一點」，夏衍回憶說：「《華商報》是『中共喉舌』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了。」
劉思慕的回憶中說，《華商報》的任務是，「支持左派，爭取中間，批評和孤立右派」。上述三人當時都是《華商報》的負責人。
《華商報》貫徹了共產黨的另一條辦統戰報紙的方針：利用資本家，掛出商人的招牌，捧出地方有頭有臉的人（香臭不拘）題字剪綵，又突出小市民關心的社會新聞。
這樣，《華商報》自然熱鬧起來了，開始「灰」，然後一點一點的「紅」，這是政治藝術和商業廣告混合的作品。
拿日汪的錢 辦共產黨的報
抗戰時期，上海有一份著名的漢奸報紙《新中國日報》，其負責人叫袁殊。
袁殊當時公開的身份是《新中國日報》社長，日本興亞建國運動總幹事，汪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汪偽政權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
袁殊當時寫過許多主張中日親善和平、聯日、擁汪反蔣的文章，而實際上，據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一書中披露，這個袁殊是中共的統戰專家和中共特務。
人們會問，當時中共是主張「堅決抗戰」的，為甚麼共產黨又公開做漢奸呢？
這的確是當年中共政略部署的「最高機密」，一方面聯蔣反日，一方面聯日反蔣，讓國府與日汪在抗戰中互相消耗，而中共則在「抗戰」的旗幟下擴大自己的力量。
據中共出版的《袁殊傳略》，引述幾段如下：「抗戰期間，凡在上海參加過抗日救亡運動的人，對袁殊的名字恐怕是不會陌生的。30年代初，袁殊就活躍在上海文化界，是一位進步作家和新聞工作者。……1940年汪偽政權成立不久，袁殊突然出任偽《新中國日報》社長，以後又加上了一連串的偽職，列名於大漢奸之間，遂使許多人切齒不已……誰能想到，袁殊竟是一位肩負重任的共產黨地下工作、情報工作者。」
「袁殊在黨的授意下公然投敵，串演反派角色」，「袁殊還掌握另一刊物叫《雜誌》」，「這兩個報刊，雖同屬漢奸，卻為我地下黨人掌握」，「在宣傳上起到了黨報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視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漢奸」，「他認為，只要為黨的事業所需要，甘願付出這樣的代價。」
1955年，袁殊受潘漢年事件影響被捕，過去地下工作中對黨的「歷史功績，卻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狀」。
「從坐獄到恢復自由，整整過了27年零5個月。」他死於1987年，死後上了八寶山。八寶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過漢奸。
可見，《新中國日報》這份統戰報紙的辦報路子，既不同於《救亡日報》，也有別於《華商報》，具體說就是拿日汪的錢，辦共產黨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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