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昌吉市公告，自8月21日下午3時起實行七天臨時性「靜態」管理，全體居民非必要一律不外出；各級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除承擔防疫任務外，一律實行居家辦公。洛杉磯華裔移民楊志剛感嘆中共激化新疆民族矛盾，現在又以防疫之名控管城市，讓當地人生活更困難。

1963年出生於新疆的楊志剛，從小就與回族、維吾爾族人生活在一起，他說：「新疆有十幾個民族，我們小時候根本不存在分歧或彼此敵視，大家都是混住在一起。」楊志剛的父母是1950年代參與「援疆」的漢族，定居於昌吉市；該市離烏魯木齊30公里，處於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的「黃金通道」。

新疆昌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聲稱，為全面防控疫情，避免病毒外溢擴散，在全市實行臨時性靜態管理措施。但楊志剛認為，新疆人早已活在靜態管理狀態，現在只是因為疫情更緊縮罷了。他說：「新疆似乎變成一個孤立的隔離區，想要走進去或離開都難上加難。」在防疫監控下，新疆人更不自由，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7·5事件」所見所聞

楊志剛認為新疆多民族融洽的生活因「7·5事件」出現轉捩點。2009年7月5日，成百上千名維吾爾族人走上烏魯木齊市的街頭遊行，要求中共當局妥善處理先前維吾爾族工人在工廠遭打死一案。但因中共當局強烈鎮壓，加上媒體刻意渲染，該運動逐漸演變為針對漢族平民的暴力襲擊。從此，中共治理新疆的政策也由發展經濟轉向了政治高壓。

「7·5事件」發生時就身處烏魯木齊市中心的楊志剛說：「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小西門那，就看見公安的車突然起火了，這個時候，對面的消防車拉著警報出來，要去滅火。結果，在被燃燒車邊上的武警拿著槍突突突，一梭子子彈就打到消防車的跟前，消防車就不敢出來了，退回去了。」他表示，消防車要滅火，但遭武警阻止，這火就燒得很可疑。而且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在報道維吾爾族人不講道理，故意焚燒執法警車，事情的真相成謎。

中共政權將新疆「7·5事件」定調為「境內、外勢力」精心策劃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將矛頭指向總部位於德國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認為該組織的領導人熱比婭·卡德爾策劃了騷亂。楊志剛說：「熱比婭是一個成功的商人，還當過中共的政協委員。」他認為卡德爾犯的錯誤就是太「誠實」，在人大代表會時真的帶中共領導人去「訪貧問苦」，讓他們看到少數民族沒有綵排過的真實生活，因而顏面盡失。最後卡德爾遭中共以偷稅、漏稅等原因緝捕，她逃亡後又被定為「疆獨」分子。

「中共當局常以經濟罪名扣在異議分子身上，這種情況一點也不少見。」楊志剛說，「7·5事件」前，有許多少數民族的同學和漢人一樣，都想努力成為中共體制內的「好學生」。他們也想經過「民考漢」政策（少數民族參加漢族高考）進入大陸大學就讀，然而「7·5事件」徹底轉變了許多少數民族同學的人生軌跡。他說：「我的一位維吾爾族同學就是在7·5事件後失蹤的，他的父母至今沒有找到兒子的下落。」

中共國安逼做線人 楊志剛被迫選擇出逃

因為同情維吾爾族人，楊志剛曾參與過一些維吾爾族人的活動和捐款，但這也成為他遭中共恐嚇、威脅的理由。

楊志剛說：「國安來找過我好幾次，說這是一個疆獨的機構，我參與過他們的活動。」然後開始對他進行洗腦、「再教育」。中共國安告訴楊志剛，他的捐款有可能會被維吾爾族人拿來用於恐怖襲擊，拿去製作炸藥、炸公車。楊志剛當時心想：「這些參與者都是學生啊，他們肯定不會做這種事情。」但中共國安不斷威脅他，要求他與這幫維吾爾族同學劃清界線，或是繼續參與聚會，充當一名「線人」，隨時舉報該機構的活動。

中共國安還告訴楊志剛，若他願意提供情報，會讓他在工作單位加薪、提職。楊志剛認為若去「舉報」就是出賣同學，而且他知道那些維吾爾族朋友們，根本也沒有做那些所謂「危害社會國家安全」的事情。

但中共國安卻不斷威脅、逼迫楊志剛，他說：「他們（國安）也找我的父母，讓我的父母給我做思想工作。」楊志剛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騷擾，最後只好申請舉家遷居四川成都。

遷居成都後，楊志剛經營的生意蒸蒸日上，有幾位維吾爾族與回族的同學請他幫忙安排工作。楊志剛說：「他們在新疆也是生活不下去了，國安每天去騷擾他們。」但幫助他們安插工作後不久，楊志剛就被舉報包庇和窩藏了疆獨分子。為了躲避中共莫須有的罪名，他選擇流亡出逃，2014年初赴美。

中共控制新疆 致大批維吾爾族人外逃

1950年，王震的部隊全面佔領新疆後，就地軍轉民，在新疆各地成立了以師、團為單位的建設兵團，之後又以各種方式從全國各地徵調、誘逼幾萬女性到新疆，分配給這些軍人做老婆。楊志剛說：「中共兵團式的移民造成維族與漢族人對立，而且長期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族群彼此仇視。」

20世紀中期，中共將大量的漢人引入新疆，當時新疆的少數民族在政治和語言上都處於弱勢，經濟上也受到新移民漢族的擠壓；而漢族則不滿中共對少數民族實施的優惠政策，如不需履行獨生子女政策、孩子在高考中加分等，漢人認為這是「逆向歧視」。

楊志剛認為，新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在農業、商業甚至是工業、旅遊業發展上都極具優勢；但在中共治理下，新疆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嘉惠當地居民，錢多半流入當地漢族和援疆幹部的口袋裏，貧富差距導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銳。

2014年，中共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處理民族問題要同時處理「物質」和「精神」問題。從此中共對維吾爾族展開宗教、文化等更大範圍的打壓，令國際詬病的「再教育營」也是在那時開始出現。近年來，中共當局在新疆各處設置檢查站，並利用大數據、面部辨識等科技手段控制新疆。

楊志剛說：「兩族人民在7·5前還能彼此謙讓，遇事儘量溝通，但7.5事件彷彿給雙方各捅了一把刀，留下一個疤痕。從此，彼此再也不願意觸碰，隔閡更大了。」據楊志剛所知，2013年底，大批維吾爾族人外逃，從雲南、廣西等地，逃到東南亞各國及土耳其，保守估算至少兩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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