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恐怖侵入生活的日常，在一個謊言鋪天蓋地，信息嚴密封鎖的國家，講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多年以後，想起1999年7.20這個日子，我才意識到，那一天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當然也改變了我們。
一
那一年的那一天，繼4.25中南海法輪功學員和平請願後，我和于宙為爭取信仰自由的權利，到府右街上訪。一到那裏便被警察塞進了大公共汽車，拉到豐台體育館。
在那裏我頭一次看到那麼多年輕的學員。大家靜靜坐在那裏，來回走動的是警察和記者，我記得下過一陣小雨，有學員把自己的雨傘給了警察。那時候我還不明白，為甚麼記者只對準年老的學員錄像。
後來，當我們被強制趕進公共汽車，不知道要押向哪裏時，于宙跑到車頭攔截，揮舞著手臂激動大喊：「為甚麼？不要這樣啊！我們想做好人難道有錯嗎？」他被人拉開，推進車，與我一起押到中關村派出所，見到滿滿一院子的學員，多數是人民大學師生。後來在警察包圍下，我們被強迫收聽了對法輪功的定性。從此對法輪功的污衊、歪曲與構陷，充斥了中國大地的每個時空。為了維護信仰，自證清白，全國各地學員來到了北京上訪。
因為府右街被戒嚴，學員們陸續到了天安門。對於蔣煉嬌來說，當年對天安門的回憶「只有恐怖」。那年她九歲，隨父母與兄弟姊妹，及湖北眾多學員坐火車到北京上訪。因為當地官方人員截訪，他們不得不離開旅店徒步前行，最終在高碑店搭車到了天安門廣場。
小嬌嬌看到警察把父母帶走，看到她未成年姐姐被警察推翻，然後被拽著長髮拖在地上走，只因姐姐喊了一句「法輪大法好！」後來她與妹妹也被扔進警車。身材矮小的嬌嬌在大人的腿中間尋找父母，她聽見喊叫、看見了警棍，抬頭時，一個大人臉上的血，滴到了自己身上。後來，她和小妹妹與大人們一起被押回湖北。大人們被銬上手銬，她和小妹妹因為手腕太細無法被手銬銬上。
也是在天安門，我的輔導員張連義（或張連渏，北京大學高能物理博士後）在天安門廣場第一個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幾分鐘後被捕走。
我和于宙剛剛走出地下通道，便被便衣攔住：「你們是煉法輪功的嗎？」我倆說「煉！」一個「煉」字，我們被驅進等在旁邊的警車，關了一個月。
李鳳琴（北京工業大學國有資產管理處助理工程師）因帶相機去天安門拍照，被便衣暴打五個小時，臉被打成豬頭、牙齒全部鬆動，整個雙腿，被警察的大頭皮鞋踢熟了，粗腫呈黑紫色，當被送進天安門派出所關押學員的鐵籠子的時候，就連平時和她很熟悉的學員都沒有認出來她……
即使如此，也沒擋住上千萬學員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或直接去天安門表達訴求上訪，或留下來交流怎樣更好講真相。
我和于宙也是在那時接觸了幾百名學員，或者幫他們租房，或者幫他們拿到經書。
我記得沈健力（長春財貿大學數學系講師，當時31歲左右）、鄭衛東夫婦、他們不到三歲的小女兒格格總是依偎在沈健力的膝邊，她是我見到的最小的修煉者。
還有雲慶彬、李xx夫婦（雲慶彬，長春一公司技術人員，當年33歲左右），他們帶了一個四歲的兒子。
還有彭敏、彭燕兄妹，他們露宿在外，彭燕（18歲左右），彭敏，湖北武漢人，當年23歲左右，在金水橋旁的廁所裏洗漱。
我記得，那時候大家每個人臉上都有光，天南海北坐一圈，同看一本經書，操著不同口音，切磋交流如何更好講出真相。那時，三人以上聚集，就屬非法了。北京各大小複印社嚴禁為法輪功學員複印資料、上訪信等真相資料。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遼寧的農民，他拖了一袋子的一毛、二毛、五毛的紙幣，恭恭敬敬在上面寫著「法輪功修煉者不會殺人」、「法輪功於國、於家有百利無一害」等字句。他說：「如果把錢放地上，人總會撿起來看吧。」後來大家就開始省吃儉用，自己買打印機、複印機了。
2000年十一以後，隨著警服統一換成純黑色，天好像要塌了，迫害加劇，街頭巷尾，常有警車橫衝直撞，呼嘯而過，天天都在抓人，擁有一本經書，幾個人聚在一起，可能就會被勞教了。
二
記得于宙有次回家，帶一後備箱的經書，「警笛已經是我的音樂伴奏了。」原來在高速上開車，一路上他的耳邊都是警笛的聲音，而後面沒有警車，他幾乎出現幻覺了。
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逼近，是彭敏的離世。之前知道他回武漢印製真相資料，後來被捕進看守所，被迫害成高位截癱，當時他父親已被勞教，妹妹不知去向。一個夜裏，他母親電話我，彭敏死了。那個深夜，我和于宙繼續打坐，感覺無邊的黑暗包圍了我們，那時我怎會想到同樣的遭遇會發生在我親人的身上！一個多月後彭敏的哥哥電話我；他母親也死了（編者註：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道，彭敏被毒打致死二十二天後，母親李瑩秀亦在武昌區青菱紅霞洗腦班被毒打致死）。
李麗（吉林四平某工廠工人當時32歲左右）患過腦癌，後煉功得到了健康的身體。7.20後，她堅持煉功被判勞教一年，解教後她來京上訪被通緝。我讓她住在我家。2001年7月破網而入的警察帶走了我們，她判了五年，罪證是：她把真相信寄給了北京各大部委；我被判五年，罪證是：編輯了兩本法輪功祛病實例的小冊子。
被押送監獄前，我才會知道因修煉而獲新生的李麗，已經病死在看守所（後來知情人透露，她曾在看守所被轉至轉化班，在那裏被毆打頭部）。
監獄，其實是中國社會大環境的縮放。如果你想維持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你就必須承認自己是有罪的，無論罪名多麼莫須有，否則，你會被餓飯、被限制睡眠，甚至嚴禁睡覺、嚴禁上廁所、洗漱。你只有讚頌法律是英明的、感恩它賜予了你一切，才能換取所謂的生存權——豬欄裏豬玀一樣的生存。
我曾一度希望自己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而不是北京女監。納粹毀滅的是人的肉體。而女監毀滅的是人的精神，讓你活成行屍走肉。當酷刑無法使我放棄信仰，警察對我說：「你這種人，就應該做個手術，切掉你的大腦，置換上一種統一規格的。」統一規格的標準就是CCP。
這種精神摘除，被稱為「思想改造」。改造的邏輯是非人的，比如它說：「不能讓你睡覺，因為你一睡醒就不會思考。」它還說：「我們折磨你，是為了挽救你。」它顛倒黑白，當董翠（北京順義婦幼保健院的醫生，33歲）在酷刑後仍相信「神是存在的」，她被認為「改造不到位」，被拖到沒有監控的地方（犯人的洗澡堂）群毆致死。之後，全監區的犯人被逼表態：監獄沒有虐待犯人；我控告董翠是被虐致死，而被關進小號折磨，理由是：誣告幹警、造謠生事。
它善惡不分，群毆董翠的犯人立功減刑；折磨法輪功的警察評獎晉級，被評為「先鋒」、「勞模」。
如果你想擁有它所允許給你的「獲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學會如何忘恩負義、指鹿為馬、助紂為虐，並為之塗脂抹粉，成為它的一部份，成為假惡暴的一部份。我終於看清它為甚麼迫害真、善、忍，就因為它是假、惡、暴。作為一個從來不關心政治的人，我終於認識到：必須講出它謊言之下的真實歷史，讓人看清70年來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誰是一切災難的元兇？必須講出它如何滲透億萬中國人的頭腦，侵蝕國人的心靈，瘋狂其理智、扭曲之人性。唯此才能接近最大的一個真相：這場對法輪功的鎮壓、迫害了所有中國人，泯滅人的良知，難道不是對人最大的迫害？
覺悟這些之後，我不再害怕被人說成是「反革命」、「反黨搞政治」，面對這種沒有人性的、踐踏天賦人權的政治，如果我沒有明確的態度，如果我不反對，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軟弱自私的，我必是與邪惡為伍！而反對它才是真正的愛國，真正的為國人的未來負責。
2007年7月，我刑滿，經過監獄警察與社區警察的交接，我走出監獄，回到到處是監控的社會，一個更大的、沒有圍牆鐵網的大監獄。
三
出監後，我知道大部份7.20時認識的學員都經歷了和我一樣的遭遇。
曹東（當年24歲左右，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因向來華訪問的歐盟人權官員斯考特先生講法輪功被迫害事實被捕，後因向海外發送兩篇文章，被判刑五年半。其新婚妻子楊小晶（北京某部委高級工程師，38歲左右）反覆被勞教，後在探監曹東時死在異鄉。
白少華（畢業於人民大學）的哥哥白曉鈞已被迫害離世，與我同在一煉功點的李文哲、王秀娟被勞教，林澄濤（北京協和醫科大研究員）在勞教所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而曾在我家住過的幾位學員，已不在人世。
黃雄（當年22歲）回老家後被勞教，後「人間蒸發」屍骨無存；
陳家福（當年35歲左右，大連理工學院教師），從我家出去後去了天安門，後被勞教並死於大連教養院；
沈健力也死在長春的一個看守所，屍骨無存（涉器官活摘）。
當于宙和我細數這些死去的大法弟子時，他沒有甚麼感慨，只是說：「將來我們倆中，不管是誰，如果為講真相維護大法而死，剩下的那個人，一定不要難受。我們為真理而來，朝聞道、夕可死。」一年後，于宙在通州看守所被「病死」。
那次，北京為開創「平安奧運」開展「維穩」嚴打，于宙和我在街上被攔截，從車中搜出「神韻」、「六四」光碟之後被捕入通州看守所，八天後，于宙死亡。幾年後與于宙同一監室的「牢頭」找到我，告訴我于宙死於警察「草菅人命」，但他不敢說出全部，「我害怕被滅口」。
也是2008年，與于宙同歲的孫毅，在為學員運送打印機耗材的路上被捕，勞教兩年半被送至馬三家勞教所，生產出口歐美的泡沫墓碑。他想方設法弄到違禁的紙筆，躲避監控寫出了20封SOS求救信，講述自己被奴役、生產Made in China的奴工產品，講述自己因修煉遭受酷刑，希望見信人能將信交給國際人權組織。他沒有想到他把信塞進墓碑包裝後，遭受了更慘無人道的「大掛」、「伸拉」、「死人床」等折磨；也沒有想到，這些信藏在產品中，穿越了勞教所層層鐵門，在信息瞬間便可發往全世界的互聯網時代，卻像古代漂流瓶一樣，橫渡太平洋，四年後才被美國一位女士收到並公布於世。
2016年底孫毅被迫流亡印尼，公開身份不久，便蹊蹺死在一個小島上，留下一把發黑的骨灰，他的故事至此才被全世界知曉。
于宙死後，我被判刑三年，刑滿前幾天某領導帶一隊警察，到監獄通告我：出監後必須火化于宙遺體，不得宣傳于宙的死，否則就是「鬧事」、「搞政治」。
四
2011年出監後我發現，這個表面看起來很難改變的國家，因一張光碟、一張傳單、一個破網軟件，真的發生改變了。
我的大學同學王老師對我說：「應該感謝你們法輪功，你們的小鴿子破網軟件讓中國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我們周圍到底發生了甚麼。」
後來，他與我合作拍攝了關於于宙的電影。
八十歲的老太太都可以用小鴿子翻牆、下載製作真相材料。但迫害並沒有停止。
剛從監獄釋放的孟慶霞（畢業於清華美院服裝設計專業）七二年出生，曾被判刑四年半。曹東再次因講真相被勞教兩年半。無以計算的學員被反覆迫害，又有甚麼能擋住人要做好人的願望，甚麼能剝奪人要做好人的權利？
陷於毒癮不能自拔的青年劉強，就因為在家門口撿到一張光碟走進修煉，戒掉毒癮惡習，成家立業，由「不良青年」轉變成好兒子、好丈夫、好爸爸。他說：「大法挽救了我，讓我受益，我也應該讓別人受益。」後來他自己購置了刻錄機，製作光碟，處處散發。
上了大學的的蔣煉嬌，通過小鴿子發表了一篇文章，卻受到了校方的威脅：「再翻牆反政府，就開除你！」她不過寫了自己的經歷，九九年隨父母被押回湖北十堰後父母被幾番判刑、勞教。無人照顧的少年時代，她和妹妹、姐姐、哥哥挨餓，受凌辱，時常被軟禁。她說，「即使那樣，我也沒有忘記真、善、忍。中學老師為了集體成績，要求我們作弊，但我從來沒有。」大學畢業後，她發願到國外講真相，離開了中國，而她妹妹，當年與她一起到天安門的蔣立宇，2017年因張貼法輪功傳單被非法判刑四年。
與蔣煉嬌有同樣經歷的李宗澤（北京某公司職員，九三年出生），在父親屢受迫害、母親擔驚受怕中長大，卻逐漸堅定修煉的意志。從小聽到那麼多謊言，見到那麼多黑暗，發生那麼多可怕的事，而這個國家的媒體卻從未起到應該起的作用。他發願學習新聞專業，更好講出這個國家的真相。
「我小時候知道的事都是錯的，法輪功是好的！」但同樣九三年出生的鄭玉潔蹦蹦跳跳跑回宿舍，興奮宣布「我要煉法輪功」時，宿舍的同學都驚呆了。多年的妖魔化洗腦，多數人提起法輪功便為之色變，尤其在吉林大學，當年是法輪功迫害的重災區（沈健力、雲慶彬、鄭衛東均畢業於吉大）。
但不久，上鋪的李嘉軒及張任飛、鄭豔美、鄧靜靜、李立鑫、焦夢嬌等同學，都和鄭玉潔一起，悄悄聚在教室晨煉了，晚上他們在簾子裏靜靜打坐。他們走入修煉是因為他們的老師石鵬翔（吉林大學藝術系青年教師）也是九九年以後在嚴酷的迫害中走入修煉的，作為學生心目中「最好的老師」，他深知，把最好的東西告訴學生，才是最負責任的。
畢業後，這些孩子來到北京工作，當傳統文化幾乎被摧殘致盡，他們在工作、生活中踐行傳統文化的內涵。2020年，他們因聚集宣揚傳統文化，拍照片被判刑。
九九年7.20時，他們還都是五六歲，如今，他們作為新中國人的一代弟子走進修煉並被迫害。當恐怖侵入生活日常，謬誤與偏見主導整個社會，人們很容易屈服於暴力與軟弱，只能意意以求個人幸福罔顧他人苦難。他們卻有著堅持正義立場的勇氣，他們的故事就是與這個世界的冷漠、自私、功利抗衡的過程。
他們所爭取的不過是正常國家人人都會有的權利。他們被迫害，讓世界看清了中共，也又一次提醒國人：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國家？在這片土地上，一個動作、一個聚會、一本書、幾張照片，就會招致牢獄，而這一切已持續了二十多年。
這一切不能再延續了，因為天理昭昭。我們並非生活於動物的叢林，人類社會不是它肆意橫行的樂園。因為天所賜予的，怎會被人奪去？因為善惡必報乃是任何人都無法更改的人間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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