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恐怖侵入生活的日常,在一個謊言鋪天蓋地,信息嚴密封鎖的國家,講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多年以後,想起1999年7.20這個日子,我才意識到,那一天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當然也改變了我們。

那一年的那一天,繼4.25中南海法輪功學員和平請願後,我和于宙為爭取信仰自由的權利,到府右街上訪。一到那裏便被警察塞進了大公共汽車,拉到豐台體育館。

在那裏我頭一次看到那麼多年輕的學員。大家靜靜坐在那裏,來回走動的是警察和記者,我記得下過一陣小雨,有學員把自己的雨傘給了警察。那時候我還不明白,為甚麼記者只對準年老的學員錄像。

後來,當我們被強制趕進公共汽車,不知道要押向哪裏時,于宙跑到車頭攔截,揮舞著手臂激動大喊:「為甚麼?不要這樣啊!我們想做好人難道有錯嗎?」他被人拉開,推進車,與我一起押到中關村派出所,見到滿滿一院子的學員,多數是人民大學師生。後來在警察包圍下,我們被強迫收聽了對法輪功的定性。從此對法輪功的污衊、歪曲與構陷,充斥了中國大地的每個時空。為了維護信仰,自證清白,全國各地學員來到了北京上訪。

因為府右街被戒嚴,學員們陸續到了天安門。對於蔣煉嬌來說,當年對天安門的回憶「只有恐怖」。那年她九歲,隨父母與兄弟姊妹,及湖北眾多學員坐火車到北京上訪。因為當地官方人員截訪,他們不得不離開旅店徒步前行,最終在高碑店搭車到了天安門廣場。

小嬌嬌看到警察把父母帶走,看到她未成年姐姐被警察推翻,然後被拽著長髮拖在地上走,只因姐姐喊了一句「法輪大法好!」後來她與妹妹也被扔進警車。身材矮小的嬌嬌在大人的腿中間尋找父母,她聽見喊叫、看見了警棍,抬頭時,一個大人臉上的血,滴到了自己身上。後來,她和小妹妹與大人們一起被押回湖北。大人們被銬上手銬,她和小妹妹因為手腕太細無法被手銬銬上。

也是在天安門,我的輔導員張連義(或張連渏,北京大學高能物理博士後)在天安門廣場第一個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幾分鐘後被捕走。

我和于宙剛剛走出地下通道,便被便衣攔住:「你們是煉法輪功的嗎?」我倆說「煉!」一個「煉」字,我們被驅進等在旁邊的警車,關了一個月。

李鳳琴(北京工業大學國有資產管理處助理工程師)因帶相機去天安門拍照,被便衣暴打五個小時,臉被打成豬頭、牙齒全部鬆動,整個雙腿,被警察的大頭皮鞋踢熟了,粗腫呈黑紫色,當被送進天安門派出所關押學員的鐵籠子的時候,就連平時和她很熟悉的學員都沒有認出來她……

即使如此,也沒擋住上千萬學員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或直接去天安門表達訴求上訪,或留下來交流怎樣更好講真相。

我和于宙也是在那時接觸了幾百名學員,或者幫他們租房,或者幫他們拿到經書。

我記得沈健力(長春財貿大學數學系講師,當時31歲左右)、鄭衛東夫婦、他們不到三歲的小女兒格格總是依偎在沈健力的膝邊,她是我見到的最小的修煉者。

還有雲慶彬、李xx夫婦(雲慶彬,長春一公司技術人員,當年33歲左右),他們帶了一個四歲的兒子。

還有彭敏、彭燕兄妹,他們露宿在外,彭燕(18歲左右),彭敏,湖北武漢人,當年23歲左右,在金水橋旁的廁所裏洗漱。

我記得,那時候大家每個人臉上都有光,天南海北坐一圈,同看一本經書,操著不同口音,切磋交流如何更好講出真相。那時,三人以上聚集,就屬非法了。北京各大小複印社嚴禁為法輪功學員複印資料、上訪信等真相資料。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遼寧的農民,他拖了一袋子的一毛、二毛、五毛的紙幣,恭恭敬敬在上面寫著「法輪功修煉者不會殺人」、「法輪功於國、於家有百利無一害」等字句。他說:「如果把錢放地上,人總會撿起來看吧。」後來大家就開始省吃儉用,自己買打印機、複印機了。

2000年十一以後,隨著警服統一換成純黑色,天好像要塌了,迫害加劇,街頭巷尾,常有警車橫衝直撞,呼嘯而過,天天都在抓人,擁有一本經書,幾個人聚在一起,可能就會被勞教了。

記得于宙有次回家,帶一後備箱的經書,「警笛已經是我的音樂伴奏了。」原來在高速上開車,一路上他的耳邊都是警笛的聲音,而後面沒有警車,他幾乎出現幻覺了。

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逼近,是彭敏的離世。之前知道他回武漢印製真相資料,後來被捕進看守所,被迫害成高位截癱,當時他父親已被勞教,妹妹不知去向。一個夜裏,他母親電話我,彭敏死了。那個深夜,我和于宙繼續打坐,感覺無邊的黑暗包圍了我們,那時我怎會想到同樣的遭遇會發生在我親人的身上!一個多月後彭敏的哥哥電話我;他母親也死了(編者註: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道,彭敏被毒打致死二十二天後,母親李瑩秀亦在武昌區青菱紅霞洗腦班被毒打致死)。

李麗(吉林四平某工廠工人當時32歲左右)患過腦癌,後煉功得到了健康的身體。7.20後,她堅持煉功被判勞教一年,解教後她來京上訪被通緝。我讓她住在我家。2001年7月破網而入的警察帶走了我們,她判了五年,罪證是:她把真相信寄給了北京各大部委;我被判五年,罪證是:編輯了兩本法輪功祛病實例的小冊子。

被押送監獄前,我才會知道因修煉而獲新生的李麗,已經病死在看守所(後來知情人透露,她曾在看守所被轉至轉化班,在那裏被毆打頭部)。

監獄,其實是中國社會大環境的縮放。如果你想維持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你就必須承認自己是有罪的,無論罪名多麼莫須有,否則,你會被餓飯、被限制睡眠,甚至嚴禁睡覺、嚴禁上廁所、洗漱。你只有讚頌法律是英明的、感恩它賜予了你一切,才能換取所謂的生存權——豬欄裏豬玀一樣的生存。

我曾一度希望自己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而不是北京女監。納粹毀滅的是人的肉體。而女監毀滅的是人的精神,讓你活成行屍走肉。當酷刑無法使我放棄信仰,警察對我說:「你這種人,就應該做個手術,切掉你的大腦,置換上一種統一規格的。」統一規格的標準就是CCP。

這種精神摘除,被稱為「思想改造」。改造的邏輯是非人的,比如它說:「不能讓你睡覺,因為你一睡醒就不會思考。」它還說:「我們折磨你,是為了挽救你。」它顛倒黑白,當董翠(北京順義婦幼保健院的醫生,33歲)在酷刑後仍相信「神是存在的」,她被認為「改造不到位」,被拖到沒有監控的地方(犯人的洗澡堂)群毆致死。之後,全監區的犯人被逼表態:監獄沒有虐待犯人;我控告董翠是被虐致死,而被關進小號折磨,理由是:誣告幹警、造謠生事。

它善惡不分,群毆董翠的犯人立功減刑;折磨法輪功的警察評獎晉級,被評為「先鋒」、「勞模」。

如果你想擁有它所允許給你的「獲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學會如何忘恩負義、指鹿為馬、助紂為虐,並為之塗脂抹粉,成為它的一部份,成為假惡暴的一部份。我終於看清它為甚麼迫害真、善、忍,就因為它是假、惡、暴。作為一個從來不關心政治的人,我終於認識到:必須講出它謊言之下的真實歷史,讓人看清70年來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誰是一切災難的元兇?必須講出它如何滲透億萬中國人的頭腦,侵蝕國人的心靈,瘋狂其理智、扭曲之人性。唯此才能接近最大的一個真相:這場對法輪功的鎮壓、迫害了所有中國人,泯滅人的良知,難道不是對人最大的迫害?

覺悟這些之後,我不再害怕被人說成是「反革命」、「反黨搞政治」,面對這種沒有人性的、踐踏天賦人權的政治,如果我沒有明確的態度,如果我不反對,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軟弱自私的,我必是與邪惡為伍!而反對它才是真正的愛國,真正的為國人的未來負責。

2007年7月,我刑滿,經過監獄警察與社區警察的交接,我走出監獄,回到到處是監控的社會,一個更大的、沒有圍牆鐵網的大監獄。

出監後,我知道大部份7.20時認識的學員都經歷了和我一樣的遭遇。

曹東(當年24歲左右,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因向來華訪問的歐盟人權官員斯考特先生講法輪功被迫害事實被捕,後因向海外發送兩篇文章,被判刑五年半。其新婚妻子楊小晶(北京某部委高級工程師,38歲左右)反覆被勞教,後在探監曹東時死在異鄉。

白少華(畢業於人民大學)的哥哥白曉鈞已被迫害離世,與我同在一煉功點的李文哲、王秀娟被勞教,林澄濤(北京協和醫科大研究員)在勞教所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而曾在我家住過的幾位學員,已不在人世。

黃雄(當年22歲)回老家後被勞教,後「人間蒸發」屍骨無存;

陳家福(當年35歲左右,大連理工學院教師),從我家出去後去了天安門,後被勞教並死於大連教養院;

沈健力也死在長春的一個看守所,屍骨無存(涉器官活摘)。

當于宙和我細數這些死去的大法弟子時,他沒有甚麼感慨,只是說:「將來我們倆中,不管是誰,如果為講真相維護大法而死,剩下的那個人,一定不要難受。我們為真理而來,朝聞道、夕可死。」一年後,于宙在通州看守所被「病死」。

那次,北京為開創「平安奧運」開展「維穩」嚴打,于宙和我在街上被攔截,從車中搜出「神韻」、「六四」光碟之後被捕入通州看守所,八天後,于宙死亡。幾年後與于宙同一監室的「牢頭」找到我,告訴我于宙死於警察「草菅人命」,但他不敢說出全部,「我害怕被滅口」。

也是2008年,與于宙同歲的孫毅,在為學員運送打印機耗材的路上被捕,勞教兩年半被送至馬三家勞教所,生產出口歐美的泡沫墓碑。他想方設法弄到違禁的紙筆,躲避監控寫出了20封SOS求救信,講述自己被奴役、生產Made in China的奴工產品,講述自己因修煉遭受酷刑,希望見信人能將信交給國際人權組織。他沒有想到他把信塞進墓碑包裝後,遭受了更慘無人道的「大掛」、「伸拉」、「死人床」等折磨;也沒有想到,這些信藏在產品中,穿越了勞教所層層鐵門,在信息瞬間便可發往全世界的互聯網時代,卻像古代漂流瓶一樣,橫渡太平洋,四年後才被美國一位女士收到並公布於世。

2016年底孫毅被迫流亡印尼,公開身份不久,便蹊蹺死在一個小島上,留下一把發黑的骨灰,他的故事至此才被全世界知曉。

于宙死後,我被判刑三年,刑滿前幾天某領導帶一隊警察,到監獄通告我:出監後必須火化于宙遺體,不得宣傳于宙的死,否則就是「鬧事」、「搞政治」。

2011年出監後我發現,這個表面看起來很難改變的國家,因一張光碟、一張傳單、一個破網軟件,真的發生改變了。

我的大學同學王老師對我說:「應該感謝你們法輪功,你們的小鴿子破網軟件讓中國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我們周圍到底發生了甚麼。」

後來,他與我合作拍攝了關於于宙的電影。

八十歲的老太太都可以用小鴿子翻牆、下載製作真相材料。但迫害並沒有停止。

剛從監獄釋放的孟慶霞(畢業於清華美院服裝設計專業)七二年出生,曾被判刑四年半。曹東再次因講真相被勞教兩年半。無以計算的學員被反覆迫害,又有甚麼能擋住人要做好人的願望,甚麼能剝奪人要做好人的權利?

陷於毒癮不能自拔的青年劉強,就因為在家門口撿到一張光碟走進修煉,戒掉毒癮惡習,成家立業,由「不良青年」轉變成好兒子、好丈夫、好爸爸。他說:「大法挽救了我,讓我受益,我也應該讓別人受益。」後來他自己購置了刻錄機,製作光碟,處處散發。

上了大學的的蔣煉嬌,通過小鴿子發表了一篇文章,卻受到了校方的威脅:「再翻牆反政府,就開除你!」她不過寫了自己的經歷,九九年隨父母被押回湖北十堰後父母被幾番判刑、勞教。無人照顧的少年時代,她和妹妹、姐姐、哥哥挨餓,受凌辱,時常被軟禁。她說,「即使那樣,我也沒有忘記真、善、忍。中學老師為了集體成績,要求我們作弊,但我從來沒有。」大學畢業後,她發願到國外講真相,離開了中國,而她妹妹,當年與她一起到天安門的蔣立宇,2017年因張貼法輪功傳單被非法判刑四年。

與蔣煉嬌有同樣經歷的李宗澤(北京某公司職員,九三年出生),在父親屢受迫害、母親擔驚受怕中長大,卻逐漸堅定修煉的意志。從小聽到那麼多謊言,見到那麼多黑暗,發生那麼多可怕的事,而這個國家的媒體卻從未起到應該起的作用。他發願學習新聞專業,更好講出這個國家的真相。

「我小時候知道的事都是錯的,法輪功是好的!」但同樣九三年出生的鄭玉潔蹦蹦跳跳跑回宿舍,興奮宣布「我要煉法輪功」時,宿舍的同學都驚呆了。多年的妖魔化洗腦,多數人提起法輪功便為之色變,尤其在吉林大學,當年是法輪功迫害的重災區(沈健力、雲慶彬、鄭衛東均畢業於吉大)。

但不久,上鋪的李嘉軒及張任飛、鄭豔美、鄧靜靜、李立鑫、焦夢嬌等同學,都和鄭玉潔一起,悄悄聚在教室晨煉了,晚上他們在簾子裏靜靜打坐。他們走入修煉是因為他們的老師石鵬翔(吉林大學藝術系青年教師)也是九九年以後在嚴酷的迫害中走入修煉的,作為學生心目中「最好的老師」,他深知,把最好的東西告訴學生,才是最負責任的。

畢業後,這些孩子來到北京工作,當傳統文化幾乎被摧殘致盡,他們在工作、生活中踐行傳統文化的內涵。2020年,他們因聚集宣揚傳統文化,拍照片被判刑。

九九年7.20時,他們還都是五六歲,如今,他們作為新中國人的一代弟子走進修煉並被迫害。當恐怖侵入生活日常,謬誤與偏見主導整個社會,人們很容易屈服於暴力與軟弱,只能意意以求個人幸福罔顧他人苦難。他們卻有著堅持正義立場的勇氣,他們的故事就是與這個世界的冷漠、自私、功利抗衡的過程。

他們所爭取的不過是正常國家人人都會有的權利。他們被迫害,讓世界看清了中共,也又一次提醒國人: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國家?在這片土地上,一個動作、一個聚會、一本書、幾張照片,就會招致牢獄,而這一切已持續了二十多年。

這一切不能再延續了,因為天理昭昭。我們並非生活於動物的叢林,人類社會不是它肆意橫行的樂園。因為天所賜予的,怎會被人奪去?因為善惡必報乃是任何人都無法更改的人間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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