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筆桿子范長江「投井自殺」之謎

提起范長江的大名，中共新聞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現在，有一個「范長江新聞獎」，是中共記者協會主辦的「全國中青年記者的優秀成果最高榮譽獎」。

回顧范長江從追隨中共到「自絕於中共」的悲劇人生，或許，對於今天的中國人認清中共「聚天下英才而毀之」有所助益。

范長江之死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床之後，河南省確山縣「五七幹校」監管人員突然發現，范長江不見了，連忙四處尋找。

在「五七幹校」大門前不到100米處，是范長江經常勞動的菜地，菜地旁邊有一口深7米、直徑為1.4米的水井。結果，在那口井裏，發現了范長江的屍體。

范長江之死，並沒有引起甚麼波瀾。據目擊者稱，幹校的人找來幾個人，把范長江的屍體用塑膠布裹著，抬到離幹校七八百米遠的一個山澗陰溝裏，草草掩埋了。

而死去的范長江，被定性為「畏罪自殺」。至於范長江到底是怎麼死的？至今無人知曉。

一生最耀眼的時刻

范長江1909年出生於四川省內江縣。1932年秋，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33年下半年起，開始為北平《晨報》、天津《益世報》等撰寫新聞通訊。由於他文筆精練、視角獨特，引起天津《大公報》的注意。

《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親自出馬，請范長江專為《大公報》撰稿。因為《大公報》是當時有全國影響的報紙，知名度很高，范長江當即欣然同意。

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這次西北之行，歷時10個月，行程4000多里，沿途寫下了69篇旅行通訊，在《大公報》上發表後，在全國引發強烈反響。不久，這些通訊被彙編成《中國的西北角》。

這本書被譽為「一部震撼全國的傑作」，「各界爭購，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購者仍極踴躍，特趕印再版數千部，出書未及，復又售罄，而來函訂購者尚多，當趕印三版，出售未及登廣告，又經售罄，此書行銷之廣，前所未有。」

《中國的西北角》在幾個月內連出九版。西南聯大為學生選定的20種課外讀物中，范長江的這本書被列為首選。

當時，范長江的新聞通訊風行一時，享有極高聲譽，擁有眾多讀者、崇拜者。1938年4月，他從前線採訪繞道漢口時，曾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迎。

范長江在《大公報》工作不到四年，這卻是他一生最耀眼的「高光時刻」。

投入中共懷抱

1937年2月的延安之行，是范長江人生的重大轉折點。

當時，他在延安受到熱烈歡迎，以及眾多中共高官的接見。特別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跟他稱兄道弟，徹夜長談，讓他非常感動。

後來，范長江稱，「（毛澤東）這十小時左右的教導，把我十年來東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幾個大問題全部解決了」，「中國的出路，在我來說，是找到了」。

他當即表示想留在延安。但毛澤東建議他速回上海，說，在那裏更能他的發揮作用。范長江回上海後，發表《動盪中之西北大局》等通訊，還在《國聞周報》連載通訊《陝北之行》。

毛看到後親筆回信說：「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毛比范長江大16歲，卻自稱為「弟」，更是讓范長江感動得不得了。

1938年秋，范長江因故離開《大公報》，從此，全身心投入中共的宣傳運動。

1939年5月，范長江在重慶曾家岩五十號的「周公館」，由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中共。

1941年5月，范長江在香港與鄒韜奮等創辦《華商報》。1942年後，進入蘇北，先後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等。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往南京，范長江被任命為中共代表團新聞處處長兼發言人。國共和談破裂後，隨周恩來飛回延安。

1947年任新華社四大隊隊長，隨毛澤東轉戰陝北。1949年1月，任新華社副總編輯，不久進入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機關報《人民日報·北平版》總編輯。3月隨第三野戰軍南下，任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長。11月，再進京，任新聞總署副署長。

1950年1月，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

范長江投奔中共後，官越當越大，好文章越來越少，以至於再也沒能寫出與《中國的西北角》相媲美的新聞作品。

范長江失勢

范長江走馬上任《人民日報》社長後，雷厲風行，以「大轉變」相號如，準備大幹一場。

但是，《人民日報》的一些幹部、編輯、職工，對他的諸多過急、過高、過嚴要求，很不適應。因辦《人民日報》，他常想到《大公報》。對一些人提出批評時，常常把《大公報》如何如何掛在嘴邊，讓一些老幹部很不滿。

1952年初春，范長江被臨時調到中國人民大學領導「三反」、「五反」運動，范長江風風火火的言行，招致許多批評；同時《人民日報》社內部運動也達到高潮，一些幹部對范長江提出很多尖銳批評，如「資產階級新聞觀點」、「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等。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毛澤東的大秘書胡喬木，得知消息後，派黎澎到《人民日報》社調查，後讓范長江在編委會做了兩次檢查。因矛盾依然過於尖銳，難以調和，范長江被調離《人民日報》。

1952年6月，范長江轉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這位「願意終身為新聞事業努力的人」，被迫離開他熟悉的新聞界。1954年，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

1956年，范長江被派到他完全陌生的科技部門工作，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58年，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文革遭難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范長江的各種陳年舊事被翻出來。他居然被稱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被宣布：停止職務，接受批判。1967年，范長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關押起來。

起因是：范長江1928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這所學校原名中央黨務學校，是國民黨政府培養行政幹部的機構，蔣介石兼任校長。在這裏，范長江加入了國民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范長江秘密離開這所學校，同時宣布脫離國民黨。儘管後來範長江成了忠心耿耿的中共黨員，但是，到了文革時期，上過國民黨辦的學、加入過國民黨，就成了「歷史污點」，就是「反革命」。

1969年3月，范長江被專案組下放到河南「國家科委確山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主要任務是：白天搞基建，晚上搞「鬥私批修」。

與眾不同的是，其他人員空閒時有一定自由，比如，可以到果園和菜園裏摘桃子和番茄吃，也可以到農民家中聊天等，但范長江不行。他一直有專人監管，勞動時專給安排苦活、髒活、累活幹，平時除集體活動外，不准他與外界接觸，不能自由活動，否則，非打即罵，或開批鬥會。

1969年8月，在建設五七幹校食堂時，范長江負責為北屋房山頭上送磚。在兩米多高的建築架上，范長江由於動作稍慢了一點兒，被監管人員一腳踹到地上。已近六旬的范長江一聲沒吭，趔趄著從地上爬起來，蹣跚著攀上兩米多高的建築架，繼續搬送磚頭。

當時，五七幹校有近千畝田地和近百畝果園、20畝菜地。如果基建上沒有甚麼重活、累活幹了，范長江就被安排去挑大糞，澆菜園子。一擔大糞有100多斤重，范長江沒有幹過這種活，又上了年紀，身體也不好，一次挑大糞時，腰還沒伸直，兩桶大糞就潑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點閉過氣去。

但監管人員仍讓他繼續挑大糞，連衣服也不讓換。就這樣，范長江帶著滿身屎尿，一直幹到歇工。

晚上的政治學習和「鬥私批修」會上，范長江成了批鬥的活靶子。他站在中間，其他人圍坐在四周。要求每個人都要發言，發表對「反革命分子」范長江的仇恨、以及對毛澤東「最高指示」的忠誠。不少人對范長江吐唾液，或拳打腳踢。

1970年10月22日深夜，剛度過61歲生日，曾經的北大才子，一代名記者，加入中共31年的范長江，在一口水井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殺」之謎

關於范長江自殺的具體原因，筆者無從考證。但是，范長江的人生以悲劇終結，卻有線索可尋。

當年，范長江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公報》的名記者，身震海內外，關鍵在於，當時《大公報》是一家民辦的獨立的報紙。其辦報方針是：「四不」，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不黨」就是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賣」就是不以言論作交易。「不私」就是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不盲」就是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

《大公報》的上述定位，給了范長江較大「言論自由」空間，他的才華才得以盡情施展。

1941年，范長江已加入中共兩年，思想中仍有《大公報》烙下的印記。他在《九一散記》中寫道：「『御用記者』在人民面前是被看作卑鄙無恥的奴才，因說真話的人，往往又被少數人看作『洪水猛獸』。分別就在真話。一條路是：出賣人格，昧良心以博個人物質的尊榮。一條路是：嚴守正義，說真話，不顧個人生活的顛沛，甚至冒生命的危險。實在前一種只是陞官發財之一道，不能算作記者的正途。要作記者，就不能違反人民的利益。」

但是，1949年中共當政後，中共的新聞，就是黨的宣傳工具。在中共統治下，只有中共一黨的言論自由，而沒有其他人的言論自由；只有中共「替民作主」，而沒有人民當家作主；中共的筆桿子，只能做中共的「御用文人」，而不能獨立思考、獨立自主；誰堅持說真話，誰就挨整，誰就倒楣。

這一切的根子在於：中共是一個「黨性高於一切」的黨，當黨性與人性發生衝突時，中共黨員必須泯滅人性，服從黨性。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成為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廢話的集散地。

儘管范長江努力充當中共喉舌，但終究不能適應「黨性泯滅人性」的險惡政治環境。這可能是他在中共建政僅三年就被調離《人民日報》、告別他最摯愛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中共當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與范長江曾經憧憬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截然相反，肯定令他精神格外苦悶。

到了文革時期，曾經心高氣傲、才華橫溢、名滿天下的一代名記者，卻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被唾棄、被侮辱、被折磨的賤民。

「文章報國」的新聞理想，化為泡影。運動沒完沒了，前途暗淡無光，讓他萬念俱灰。或許，這些因素綜合作用，最終，使范長江走上了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