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研究中國新疆的英國學者表示,自從她上了中共的制裁名單,她離開英國去其它國家的時候都會非常謹慎,擔心進入跟中共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去年,紐卡素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副教授芬利(Jo Smith Finley)以及幾名英國議員因為批評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侵害而被加入到中共的制裁名單。

儘管她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但是中共的制裁意味著她不再可以去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進行旅行和研究。

一些跟她有多年交情的中國朋友和學者也不再敢跟她有聯繫,擔心自己會受到中共的懲罰,因為在中國幾乎所有的通訊方式都受到中共的監督。她為此感到非常遺憾,因為一些朋友跟她已經認識30多年了。

1988年至1989年,芬利曾經在北京留學,並且親眼目睹了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對愛國學生的大屠殺。她對新疆人權侵犯問題的學術研究也受到了影響,她是最先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之一。(Jo Smith Finley Facebook)
1988年至1989年,芬利曾經在北京留學,並且親眼目睹了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對愛國學生的大屠殺。她對新疆人權侵犯問題的學術研究也受到了影響,她是最先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之一。(Jo Smith Finley Facebook)

1988年至1989年,芬利曾經在北京留學,並且親眼目睹了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對愛國學生的大屠殺。

她對新疆人權侵犯問題的學術研究也受到了影響,她是最先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之一。

她對《每日電訊報》表示:「我的資產就是朋友和聯繫人。不能親赴現場調研,這很讓人受傷。……作為一個民族志學者,這全都依賴於在現場進行深度長期和觀察。中國旅行的禁令就是一切的終結。這意味著我需要重新塑造自己。」

擔心被引渡

芬利還說,儘管中共的制裁表面上看她不可以進入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但是她擔心即使是去了跟中共有引渡協議的國家,也有風險,所以現在她出行前都會仔細檢查一下目的地國家的情況。

她說:「我需要研究他們(跟中國)的引渡協議的內容,我感到這樣的國家有許多。」

上個世紀80年代末,芬利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學習了中文普通話和維吾爾語,此後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問題,尤其是新疆。

她說:「此後中國就一直融在我的血液裏,我一直都把北京當作是我的第二個家。」

她還說,其實此前幾年,像她這樣的新疆研究專家在中國工作就面臨挑戰,一部份原因是疫情,更主要的原因是學者和記者幾乎無法進入新疆。

她說2018年她最後一次去新疆的時候曾經被新疆的公安扣押兩次,她的長期聯繫人中只有三人跟她見面,其餘的人都不敢冒險。

她說,一年前,當她得知自己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單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震驚和憤怒,然後她感到「歡欣」,因為「如果你想要做到這個程度來讓我消聲,那就說明我的工作和研究真的在現實世界中發揮了作用,帶來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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