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早些時候，大量憤怒的儲戶聚集在中共央行鄭州支行外，要求村鎮銀行歸還他們被凍結的存款，但卻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男子的攻擊，身穿制服的警察則站在一旁觀看。有專家認為，不排除這些不明人士是當局的外判鎮壓人員。

《外判鎮壓：當代中國的日常國家權力》（Outsourcing Repression: Everyday Stat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書作者、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7月15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文，對中共外判鎮壓這種奇怪的行為模式進行了說明。

文章認為，中共將鎮壓外判出去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僱人實施鎮壓要比警察直接實施鎮壓所引發民眾抗議的可能性要小；另一個是可使地方政府逃脫責任。

外判鎮壓可減少民眾抗議機率

王惠玲教授說，地方政府將鎮壓抗議等不光彩的工作外判，這在中國並不罕見。王惠玲的研究揭示了中共官員如何僱用匿名人員來實施鎮壓。這樣做的目的是儘量減少民眾對當局的抗議。這是中共的一種策略，旨在將通常與政府鎮壓相關的抗議和問責成本降至最低。但是，只有在秘密進行，並且外判人員將傷亡控制在最低限度情況下，當局的這一伎倆才會有效。

王惠玲研究了中共政府如何動員外判人員和社區義工，使用一系列低級暴力和非暴力策略讓公民服從。大多數時候，這些外判人員依靠口頭威脅以及毆打等身體行為來恐嚇公民遵守中共的規定。

王惠玲在她的《外判壓制》一書中分析了在中國發生的逾2,200宗搶地和拆房事件，從受害者或目擊者的敘述和當地媒體來源中收集細節。王惠玲想了解在地方政府僱人來實施掠奪土地等惡行時，老百姓如何回應。數據顯示，政府外判人員去做惡事要比部署警察、政府或基層官員去做同樣的事，所引發抗議機率要小。儘管外判人員更有可能實施暴力行動。

外判鎮壓可讓地方政府推諉責任

王惠玲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事件中，外判人員通常是獨自部署，在深夜或凌晨，往往在黑暗的小巷裏，在公眾視線之外進行恐嚇行為。他們難以捉摸的身份讓他們的僱主——通常是地方政府——有理由推諉，從而有能力逃避責任。

王惠玲的研究顯示，中共僱人做骯髒的工作可能是一種快速完成工作的權宜之計——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必承擔後果——前提是僱傭的代理人不會殺死人或嚴重傷人。如果外判人員過度使用暴力，導致死亡或對老年人或孕婦造成傷害，便會引發巨大的社會輿論。而為了應對輿論壓力，更高級別的官員可能會介入進行所謂的「追究責任」，並找出一個替罪羊。

這就是中央政府出頭對地方官員進行免職的情況。

王惠玲在文中說，中共中央政府面臨著維持其統治合法性的壓力，而地方政府需要執行中央任務。外判鎮壓已成為地方或省級官員的一種流行和權宜之計，用來迫使公民服從一些不受歡迎或缺乏合法性的政策。

王惠玲說，外判鎮壓已經成為中共廣泛的政策領域中普遍採用的策略，從城市化、抗議和上訪控制到過去的獨生子女政策的執行和非法稅收的徵收。這些情況的共同點是，地方政府在實現中央一級強加給它們的目標方面面臨巨大壓力，而且它們的行動對公民來說缺乏合法性或正當性，這時就會僱用外判人員。

在鄭州7月10日發生的銀行儲戶抗議事件中，襲擊儲戶的白衣男子可能是便衣警察，但也不能排除是當局僱傭人員，因為抗議者以前曾遇到過身份不明人士的襲擊。

4月以來，河南4家和安徽2家村鎮銀行的存款被凍結，約40萬儲戶無法網絡取款，涉及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民眾歷經2個多月的維權，7月10日舉行的集會人數規模最大。

集會上，抗議者高喊著「河南銀行，還我存款」的口號。現場片段顯示，一些身份不明男子一度互相挽緊手臂，組成一道人牆，阻止抗議者離開。

這些男子隨後衝進抗議人群，強行將抗議儲戶從台階上拽下去，然後將這些儲戶用車拉走。有的抗議者遭到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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