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個新運動正利用私人力量,通過私營部門,完成政府無法通過前門完成的任務。他們能得到甚麼回報?這就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如何瓦解「覺醒工業綜合體」?在2022 年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我採訪了企業家和評論員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他是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製藥公司的創始人,也是《覺醒公司:美國公司的社會正義騙局內幕》的作者。

拉瑪斯瓦米說:「這在我們的國家創造了一個新的管理階層,實際上是他們在控制大局,而不是我們選出來管理政府的那些人和傀儡。」

巴蒂亞‧昂加爾‧薩根分析,「覺醒」媒體是如何拋棄工人階層的。(《美國思想領袖》提供)
巴蒂亞‧昂加爾‧薩根分析,「覺醒」媒體是如何拋棄工人階層的。(《美國思想領袖》提供)

在訪談中,拉瑪斯瓦米闡述了他對美國人如何能最終迫使大公司放棄「覺醒」的意識形態的看法。他表示:「正如我所說的,現在是重置「大重置」的時候了。」

楊傑凱: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我是楊傑凱(JanJekielek)。維韋克‧ 拉瑪斯瓦米,歡迎你再次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拉瑪斯瓦米:很高興回到這兒。

1. 針對風行世界的覺醒派 如何展開一場反擊運動

楊傑凱:從我們討論你的《覺醒公司》,到現在大概有半年了。我想:「這對『覺醒派』的所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你把「覺醒派」描述成一種宗教;約翰‧麥克沃特(JohnMcWhorter, 哥倫比亞大學的語言學副教授),還有其他人,也持相同看法,它正在美國、企業界形成。它怎麼會成為美國,甚至全世界風行於大型企業的重要組成部份?我們現在落到甚麼田地了?

拉瑪斯瓦米: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人們已經開始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準備好展開一場反擊運動,問題在於以何種方式來引導。是朝著有利於生產的方向,還是朝著將經濟進一步分割為兩個經濟體的方向?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先說我們是如何走到這步田地的。我認為,這個新的「覺醒」,作為「覺醒」資本主義的一部份,代表一種新貨幣,通過裙帶資本主義運作。回顧21世紀初,公司對政府施加影響以獲得競爭優勢的方式是藉助美元。他們採用舊方式,在前門寫支票、為競選捐款、報道他們、僱用說客等等。

如今出現一個新的左派,他們說:「我們對這些類型的捐款和發揮影響力的方式,持懷疑態度。」所以美國企業變得聰明了。

他們決定,比如高盛,它不再寫支票,甚至不再任命校友為財政部長,放棄過去的那些做法,現在用新貨幣向新廟上供,方式就是宣布他們不會讓一家公司在美國上市,除非其董事會有足夠的多樣性,這是由高盛和新進步左派共同決定的。他們開始這麼做是在伊利沙伯‧沃倫成為民主黨初選的領跑者時,當時她說不會接受企業的競選捐款。

2. 大企業與覺醒左派 兩者的「新版包辦婚姻」

所以,這是這種新貨幣的來歷,而導致了大企業與覺醒左派之間的新版包辦婚姻。大企業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讓左派搭車,來化解與他們的矛盾。這為左派創造了一個新的機制來實現其議程,不再是通過他們喜歡的人來實現了。

這不是一個基於愛情的婚姻,是相互賣淫,也就是說他們已經認識到僱用來提供服務的美國企業,已經成了一個更有效的工具,來推進他們的議程,甚至比政府本身還有效。我們就是這樣走到現在的地步。

我認為,此刻的CPAC大會是保守派的基礎,但是在整個政治光譜中,草根民粹主義正在興起,他們已經認識到,這(大企業與覺醒左派的聯姻)在我們國家創造了一個新的管理階層,實際上是他們在控制大局,而不是我們選出來管理政府的那些人和傀儡。

我們選出來的人,其實並沒有管理政府;是另外一群被任命為私營和公共部門領導人的人,在代表管理階層並操控著局面。人們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加拿大的卡車司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在國內外,在民主國家如美國、西歐或澳洲,甚至在印度,也有同行們開始意識到。那麼,我們如何引導這種能量?是以一種可以推動積極的變化方式加以引導,並且在政治層面和私營領域裏取得一些成果?還是以真正導致我們更大的裂縫和分裂的方式?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能量,但是它需要被引導到推動積極變化的方向,這是我所關注的。

楊傑凱:這很精采。你剛才描述的那種運動,讓我想起「佔領華爾街」運動,那是一個比較左的運動,有茶黨類型的人參與其中,肯定有反對企業超額利潤的人,他們正是企業很想以某種方式擺脫、取消其聲音的那種人。那麼,這與「佔領華爾街」有何聯繫?為甚麼它在某個時候突然被扼殺了?

拉瑪斯瓦米: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佔領華爾街」運動代表對華爾街的一種威脅。如果你是華爾街,就不會喜歡「佔領華爾街」。這就是為甚麼他們利用2008 年後誕生的「覺醒派」運動來打擊「佔領華爾街」,說真正的問題其實並不是「佔領華爾街」所呼籲解決的經濟不公,不是政府對大銀行救助的問題,不是政府救助那些在形勢好時賺了一大筆錢,在形勢不好時期待公眾救助的銀行家的問題,這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問題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厭女症和偏執。整天談論系統性的種族主義,使你們無法逼迫我們談論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事實上,正是這樣最終導致了這個新的婚姻。「覺醒派」千禧一代與大銀行上床,一起孕育了「覺醒派」資本主義,以此拋棄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他們散佈「覺醒」的煙霧,逃避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想要追究的責任。

3. 我們選出的人 在管理政府嗎?

如今,「覺醒」的煙霧已開始散去,人們又看到了清晰的畫面。同一個管理階層仍在掌權。這不是一個左翼觀點或右翼觀點,而是一個努力恢復普通美國人和世界各個民主國家的普通公民的聲音的觀點,包括加拿大與西歐。他們說:「拋開『覺醒』那一套,也許我們中的一些人一路走來被這些東西分散了注意力,他們是左派。」

不過,雖說他們回來了,右邊的人肯定任何時候都沒有被它分散注意力, 對吧? 但不管怎樣,政府必須代表我們的聲音。我們作為公民、股東和工人,作為這些機構的一部份,應參與管理。我們仍要求這些問題得到回答。

這就是我們開始看到的,一個十年後的現代版的茶黨,正在向他們所屬的機構提問:「我們的聲音究竟如何被代表?」這一次,我認為「覺醒」的煙霧不足以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切記!他們將通過科學主義的殿堂提供其它分散注意力的東西,這會吸引科學權威,因為它與新冠病毒(COVID-19)或其它企圖轉移我們注意力的東西有關。

但這些轉移策略已經越來越站不住腳,事情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無論如何,我們將不得不弄清,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我們選出來管理政府的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是實際在管理政府嗎?

他們是不是都成了管理官僚,時而在名目繁多的聯邦機構工作,比如FTC、SCC、FDA、FBI;時而在名目繁多的私營部門工作,如MSFT、AMCN、FB、GOOG 等等。到底是由他們負責管理我們的民主,還是由我們真正選出來的人在管理政府?

這是左派和右派都在問的問題,在未來三年裏將成為頭等的大事,我們要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即我們是生活在美國土地上的現代君主制中,還是民主中?拋棄舊世界的那種由一小撮管理精英告訴社會中其他人如何生活的舊模式?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

4. 企業王和官僚王的組合 是同一批人

楊傑凱:因此,君主制、寡頭制,這就是你談論的問題。

拉瑪斯瓦米:我的意思是這是君主制,我們生活在一個君主制社會中,由企業王和官僚王的組合。他們構成了同樣的一批人,佔據著企業的董事會,成為駐外大使、大學的副院長。

楊傑凱: 他們稱其為旋轉門,對吧?

拉瑪斯瓦米:是的,但它實際上是橫向的,姑且稱之為同一類型的管理精英流動。他們正在摧毀普通人的意志,無論他們是私營部門的消費者,還是大學裏的學生,還是民主國家的公民。我們此刻面對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要一個由人民統治的社會,還是要一個由管理精英統治的社會?

這不是右派或左派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兩黨都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並且將在未來幾年將成為一個頭等大事。

楊傑凱:這很引人深思,我想起和巴蒂亞‧昂加爾 - 薩根(Batya Ungar-Sargon,《新聞週刊》(Newsweek)的編輯)的一次談話。她的觀點是,整個「覺醒」主義那一套,即你所描述的事情,是一場偽裝成身份戰爭或文化戰爭的階級戰爭。你有同感嗎?

拉瑪斯瓦米:是的,確實如此。利用身份政治轉移階級討論,左派本應該對此感到憤怒。我是一個保守派,不是一個大談階級鬥爭者,我們可以談論支撐這種世界觀的因素,但這是一個不同的觀點。我更希望看到一個思想健全、基礎紮實的左派來談論經濟階層,因為至少這是一個普世價值的願景。

無論你是富是窮,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是黑人還是白人,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沒關係。但是他們迴避經濟階層,轉而討論現代的基於群體身份的權力剝奪的敘述。

他們說,你出生那天繼承的特徵決定了你的身份和事業,這種說法實際上更具毒性,分裂性也更大。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轉移機制,其最終結果是使我們彼此更加分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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