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國家防疫機器如何崛起

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公共衛生、監控技術和警察權力的結合導致生物醫學安全國家機器的崛起。

「這種把公共衛生與數字監視和控制技術、以及國家的警察權力相結合的做法，會侵犯我們的私隱，侵犯我們的身體自主權，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我將採訪精神病學家和醫學倫理學家亞倫‧凱里亞蒂博士（Dr. Aaron Kheriaty），他是「聯合項目」（The Unity Project）的醫學倫理主任、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員。在因為拒絕接種疫苗而被解僱之前，他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教授，也是該校健康中心醫學倫理項目主任。

凱里亞蒂表示：「（在大流行期間）建立的這種生物醫學安全國家機器將繼續存在，並將被重新部署，用於其它目的。」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博士，歡迎你再次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凱里亞蒂：我很高興來到這兒，楊，我一直期待著我們的交談。

開始取消對COVID的限制部署過時疫苗？

楊傑凱：我有同感。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樣一個時期，全國各地，在地方、州甚至聯邦一級都在取消對COVID的限制，但這絕不是一個統一的反應。你一直以違背科學和不道德為理由反對這些強制規定以及其它一些限制措施。「我們是否會恢復正常？」我想這是現在很多人心中的疑問。

凱里亞蒂：大多數美國人現在都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了，不管是否接種過疫苗。那麼，我認為，很多行政部門正在認識到，這些持續實施的嚴格措施，無論是居家隔離，還是疫苗強制或疫苗護照，都沒有真正達到其目的，也不再有效果，如果它們曾經有用的話，因此正在被棄用。

但是你說的也是對的，我們在過去一兩個月看到的這種趨勢和轉變，在不同的行政部門和不同的機構中肯定是不一致的。

而我自己以前的僱主——加州大學，當許多其它行政機構今年年初放棄有關疫苗的規定時，卻在變本加厲，要求所有員工打加強針。不止他們，許多公共和私人機構不僅要求最初的兩劑mRNA疫苗或一劑DNA疫苗，他們現在還要求第三劑加強劑，儘管所有證據表明加強劑的效力甚至比最初的那些針劑持續的時間短。

其實，我們正在部署一種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過時的疫苗，對吧？它原本是針對最初的武漢病毒毒株上的刺突蛋白設計的，而這種病毒株已不再流行。如果你查看一下像輝瑞和莫德納這樣的mRNA疫苗對Omicron的療效數據，估計兩劑量疫苗方案對Omicron的療效在零到15%或20%之間。

如果打第三個加強針，會把療效提高到大約37%，那也是非常短期的，同樣只能持續大約8周，而37%的峰值療效遠遠低於獲得藥監局批准所需的50%的門檻。因此，如果我們測試目前可用的疫苗對目前實際流行的病毒變體的療效，它們將不會獲得美國藥監局的批准，它們甚至不會獲得緊急使用授權。

下一個波疫情或到來再執行嚴厲措施？

因此，許多地方和機構正在放棄一些較嚴厲的新冠病毒政策，但是許多地方和機構沒有這樣做，空氣中瀰漫著下一波疫情即將到來的嗡嗡聲。

看來，似乎總有這樣的衝動，要重新採取同樣的三四種已失敗了的措施，而不是轉換方向並將我們的資源用於更有針對性的保護。你已經和我的同事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談過（這個話題了），就是要重點保護那些脆弱的人，我們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大多是老年人。到目前為止，年齡是造成新冠病毒不良後果的最強風險因素。

我們還能做些甚麼來保護他們？我們該如何更有效地治療，比如，當人們生病時，使他們不被送進醫院？我們其他人要認識到，新冠病毒正在成為地方性流行病，我們將看到一個季節性復發的模式，染上新冠病毒後獲得的自然免疫力將是我們擺脫大流行病的主要途徑，並邁向接受我們與這種病毒共存、不再需要害怕它的狀態。

從而，一旦你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們現在知道了，你就有了一個廣譜的由感染導致的自然免疫力。這種免疫力在時長性和對抗新的變體上相當有效。幸運的是，我們看到，自然免疫力更加持久，比疫苗的效果更好。

我們會回頭去採用那些不起作用的老方法嗎？我擔心某些經濟甚至政治勢力會出於公共衛生以外的原因或動機去擁護這些措施，公共衛生與數字技術聯手，允許跟蹤、監視，收集大量的數據，包括一些公民相當私密的數據，公共衛生與這些數字技術聯手，與國家的警察機構聯手，正在執行嚴厲的措施，比如實行封鎖、疫苗強制、疫苗護照系統等。

生物醫學安全國家機器將被重新部署

我認為，這種在大流行期間建立的生物醫學安全國家機器將繼續存在，並將被重新部署，用於其它目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讓你明白這一點，那就是疫苗護照的理念。如果你在2018年和2019年對人們說，「你需要在手機上下載這個應用程式，然後，在外出的時候接受這種新的醫療干預措施，它基本上是最近發明、最近測試、最近推出的。

你必須證明，你必須向我展示你的二維碼，驗證你已經做了你被告知要執行的事情，然後才能上飛機，上火車，在餐館吃飯，聚集在公共場所參加公共活動」，我想，大多數美國人、不論什麼政治派別，都會說，「沒門！」

這個疫苗護照系統授權給許多不同的機構進行前所未有的監視、監測和控制，而不僅限於政府。許多人被賦予了對原本私密和受保護的健康信息的訪問權。即，你在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展示你所做的某項醫療決定的證明，也許是在被強迫或被脅迫的情況下，這樣你才可以去探望垂死的祖父母，或做其它什麼事情。這樣的措施將會被用於其它目的，對吧？

將會有另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有一些社會問題已經開始出現，在過去一年中，被重新定義為公共衛生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5到10年前，氣候變化問題被定義為環境問題，而現在它被重新定性為公共衛生問題。我認為，同樣的基礎構架可能會被部署，以再次試圖控制人口的流動。

就在一兩個星期前，英國的管理當局建議人們，我記得是每周在家工作三天，以應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政治局勢造成的石油和天然氣危機。許多人都談到了封鎖期間的空氣有多麼乾淨，並提出了滾動封鎖或定期封鎖的建議，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方式。

強調一下，無論你認為這些主意是好是壞，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把公共衛生與用於監視和控制的數字技術，以及與國家的警察權力，相結合，會侵犯我們的私隱和身體自主權，這種做法是史無前例的。我是說，在過去，控制力最強的極權主義政權想都不敢去想，能擁有這些工具。

加州有法案將允許政府查醫生記錄讓醫生噤聲

楊傑凱：嗯，在加州，我們正在線下討論一整套新的立法，這些立法看來完全符合你所說的那種事情，比如實際上正在提出的立法。我仍然不清楚它是否能夠通過，不過可以簡單概括成，在加州沒有出現強烈的反對。

凱里亞蒂：如果你查看一下加州立法機構提出的這10項法案，就能非常清晰地描繪出這個過程的下一階段或下一步將是甚麼樣子。其中包括一些法案，例如把（要獲得家長）同意才能接種疫苗的年齡降低到12歲，這樣，在醫療干預方面就無需孩子家長同意，家長們甚至可能不會被告知他們的孩子接種了疫苗。這是對醫療私隱的侵犯。

有一項法案將允許政府和由政府任命的醫療委員會，基本上就是，可以搜查醫生的辦公室和醫生的記錄，並且在未經患者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查閱患者的醫療記錄。也有一些法案涉及到試圖控制醫生的言論自由，並且迫使所有醫生閉嘴，不得挑戰政府的公共衛生敘述或政府的公共衛生建議。

否則，他們將被貼上「提供錯誤信息」的標籤，並且受到醫學委員會的紀律處分。這對醫生來說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甚至比丟掉工作更嚴重。如果我失去了在某家醫院的工作，我可以去另一家醫院找工作，或開始私人執業。但是如果我失去了我的醫療執照，這意味著我根本不能行醫了，就像被取消了律師資格一樣。

楊傑凱：嗯，這似乎是荒謬的，鑒於這些大型結構如此行事非常離譜，人們會覺得，應該給醫生更多的空間，來努力理解科學的現實情況和文獻，以及正在進行的研究，嘗試想出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試圖對失敗政策回顧分析卻受審查和壓制

凱里亞蒂：正是如此。其實，科學就是這樣發展的。這就是科學能夠進步、取得進展和發展的唯一途徑，即通過自由、公開的信息和數據交流，通過對數據的結果或整體數據顯示的內容進行自由和公開的討論和辯論。真正的醫生不承認所謂的「科學」（The Science）——T和S都是大寫的，彷彿科學信息是鐵板一塊，無需爭議或辯論。科學的進步，是需要通過猜想和反駁，通過提出假設，通過做實驗，通過工作，來嘗試驗證或否定這個假設，經由做實驗、收集更多的信息、嘗試分析數據，。

所以，對待像新型冠狀病毒這樣複雜的事物，它影響人類的方式與我們以前見過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以為，動態地、實時地，某些人可以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並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它作出最後的決定，坦率地說，這種想法是可笑的。

許多人曾自稱可以對大流行病或者與大流行病有關的科學一錘定音，但是在兩、三、四個月後卻否定了他們先前的說法。

而那些試圖提出問題，試圖對政策、在某些情況下是失敗的政策，進行回顧性分析的人，仍然受到詆毀，仍然被邊緣化，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受到審查和壓制。這不是一個良好的氛圍，對科學、醫學和公共衛生的進步和發展來說。

楊傑凱：為甚麼說這是一種常態？為甚麼這將是一種可接受的操作方式？

凱里亞蒂：我認為這與從一開始就決定和預先確定的公共衛生方法有關。這涉及到，不是試圖教育公眾，而採取這樣的方法，聲稱有某種行為結果，那是想誘導公眾實現的：待在家裏保命，在每條胳膊上都打一針防疫針，每人每天都要洗六次手，戴上口罩……反正都是那個預先確定的行為結果。我們要做的是，悄悄擱置、或駁回，甚至大力壓制那些可能破壞該行為結果的信息。

CDC一直故意隱瞞大量數據民眾被操控了

最近，就連《紐約時報》在幾周前也報道說，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一直故意隱瞞其大量數據，而不是像疫情早期發布那些關於病例、住院人數和死亡的數據，以及接種疫苗與未接種疫苗的數據，數據以年齡分層，便於我們看到不同年齡組的數據。

至於他們為甚麼基本上在壓制數據，或者不對數據進行透明處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發言人給《紐約時報》的回答是，「如果我們向美國公眾公開這些數據，我們擔心會增加人們對疫苗的猶豫。」

在一些疫苗接種率高的地區，如以色列、英國部份地區、加拿大安大略省，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看到出現了疫苗負效應，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出現了較高的新冠病毒感染率。疾控中心有沒有數據顯示開始出現類似趨勢？我不知道。他們不讓我們看到。他們唯一告訴我們的是：我們不想讓你看到這些信息，因為這可能會改變你對疫苗的看法。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問題之一，也是我認為需要進行重大改革的對象之一，就是疾控中心這樣的機構。他們實際上有兩個職能。一是收集所有50個州的數據，收集和整理這些數據並向公眾發布。雖然，正如我之前所說，現在他們正在收集數據，但是他們不一定會公布很多數據。

另一方面，基於這些數據，他們還有提出建議的職能，特別是提出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及接種疫苗等建議，我認為這已經使疾控中心內部捲入了利益衝突。

因此，我們幾乎被操控了，被安排了，因為公共衛生機構已經成了某個特定政治利益集團或特定政治議程的宣傳部門。

楊傑凱：或者說，甚至是某一種特有的健康願景，一個特定的願景，對吧？

凱里亞蒂：說得對。

楊傑凱：這種願景要受到某種審查。

依據《資訊自由法案》要公開臨床試驗數據

凱里亞蒂：現在，我也一直在與藥監局交涉，要求信息透明。幾個月前，我和我的律師亞倫‧敘利亞（Aaron Syria）一起，協調組織了一個科學家和醫生團體，我們自稱為「公共衛生及醫學專業人員促進信息透明化」，這有點拗口，不過，我們是依據《資訊自由法案》要求藥監局提供輝瑞公司提交的數據——輝瑞已提交給藥監局以獲得Comirnaty疫苗批准的臨床試驗數據。

在該疫苗被批准之日，根據聯邦法律，藥監局必須向公眾發布該信息，但他們至今沒有公布臨床試驗數據信息，所以我們提出了這個請求。藥監局回覆說，「我們每個月會提供給你們500頁，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員工去複印」，之類的理由。你計算一下，我們需要75年的時間才能獲得的數據，他們只用了108天就審批完了。

那個法官，（我們）在這個案件中有一個不錯的法官，說：「不，我不這麼認為，你們需要在接下來的八個月裏把這些數據拿出來。」

輝瑞公司隨後介入此案，並表示，「我們希望獲得許可，在臨床試驗數據公布之前對其進行編輯。」這並不奇怪，這家公司為了維護經濟利益會試圖以這種方式進行干預。令人震驚和驚訝的是，代理藥監局的司法部律師同意輝瑞公司的意見，並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請求，允許輝瑞公司在向公眾公布其臨床試驗數據之前對其進行編輯。

同樣，法官拒絕了這一請求，我們開始看到輝瑞公司的一些試驗數據公布出來。我們的組織正在將這些數據發布到網上，供獨立研究人員評估、檢查和評價。我們知道，一家公司將根據其自身利益行事，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美國人的健康利益。沒關係。如果我們有值得信賴的公共衛生機構將美國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並確保在向公眾發布新的醫藥產品之前進行嚴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測試，我們就可以對付大型製藥公司。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很不幸，似乎很多公共衛生機構已經被製藥業本身所俘獲。因此，這些公共衛生機構實際上或多或少地是在執行他們應該監管的行業發出的命令，而這種設置非常危險。

楊傑凱：所以你提到，你認為人們需要發揮某種作用，以某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關切或參與，你有甚麼建議？我想我們有很多觀眾會對你的回答感興趣。

上世紀優生運動德國納粹毒死的第一批是智障病人

凱里亞蒂：是的，我認為研究德國醫學界的經歷將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開始。早在納粹上台之前，德國醫學界就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使得德國醫學界、德國公共衛生更容易與納粹混亂的社會計劃沆瀣一氣。

那麼，大約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優生運動。這是從美國和英國引進的，但是他們更進了一步。他們的方向不僅僅是非自願絕育，而且是徹底的非自願安樂死。1922年，一位名叫奧什（Alfred Hoche）的精神病學家和一位名叫賓登（Karl Binding）的律師出版了一本書（註：《對不值得存活生命毀滅的認可》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談到消滅。書中的德語單詞是Lebensunwertes Leben，即「不值得存活的生命」，他們主張殘疾人應該允許被國家實施安樂死，無論是否經過他們的同意或監護人的同意。

德國醫學界對此表示擁護，他們為甚麼擁護？嗯，因為傳統的希波克拉底倫理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轉變。以往德國醫生會說，「我的責任是對我面前的病人負責，這個脆弱的人因為疾病需要我的幫助，我需要儘一切努力來治癒他們，並盡力減少對他們的傷害。」這就是傳統的希波克拉底醫學。

從1920年代開始，醫生們開始相信，他們的責任不是對生病的個體患者，而是對整個社會有機體的健康負責。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比喻：德國人民，大眾，作為一個整體，是健康的還是有病的？這種社會健康成為醫學的目標。

因此，如果作為一個社會有機體，有了一個「癌症（腫瘤）」，那麼，醫生會對癌症做甚麼？他會把它切掉，以使整體變得更好。那麼，社會中的某些人，某些個人開始被定性為政治體上的癌症，或被視為對整個社會或經濟或健康資源的消耗。

這是一個微妙的轉變，早在納粹上台之前就發生了。

因此，在納粹德國，第一批被毒氣毒死的人並不是集中營中的猶太人或其他少數民族，而是德國精神病院裏的智障病人。根據T4安樂死計劃，第一批毒氣室就設在那裏。

那麼，落後、野蠻的德國醫學界發生了甚麼？20世紀初的德國醫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德國的醫學院和醫療機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因此，在納粹上台之前，德國是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領導者。

是甚麼讓醫療和公共衛生系統開始偏離軌道，其它社會是否也有開始向這個方向發展的誘惑？如果你想了解這種做法的最終後果，可以研究一下20世紀初德國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