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5. CDC被視為法律發布者 大流行指導權交給了個人
觀眾提問： 你提到你2020年10月在白宮。是否可以說明一下，為甚麼特朗普總統和他的顧問沒有讓你們中的任何一個做他的顧問，卻選擇了福奇博士呢？
阿特拉斯博士：嗯，我被邀請……在我的書中詳細說明了這一點。在（2020年）七月底，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幫助總統。我說：「好的。」因為我沒有其它答案，這是我的國家。剛到那裏時，我對所見所聞感到震驚，因為醫療方面的特別工作組成員不稱職，不知道數據，只關心如何保護自己。
我當時帶了12 或15 份科學出版物參加會議，做了一個小小的數據獨白，他們感到了威脅，甚麼都沒有，只會說「你是個異類」。他們會去找媒體……
不知何故，我們分化為這樣一個國家，領導人放棄了領導責任，說「哦，那是CDC的指南，這是福奇和伯克斯說的。」他們被賦予權力，而不是提供建議。所以，現在我們看到CDC不知何故被視為法律、規則發布者。這並不是CDC的初衷，它提供指導，僅此而已，但不是目前的情況。
第二點，我確實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顧問，需要把專家們請進來，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而且實際上正在做研究。因此，我安排了一次會議，邀請馬丁‧庫爾多夫、傑伊‧ 巴塔查理亞和喬‧拉達波（Joe Ladapo）等人，他們來自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塔夫茨大學，我們與總統會面。
那次會議是安排好的，以便讓伯克斯博士參加。伯克斯博士在會議開始前退出了，他不想與從事研究的人進行討論。這不是一個科學家的標誌。好吧，科學就是辯論，就是充份了解資料，以便在此基礎上取勝。如果不了解更多訊息，你的意見就不會被優先考慮。
我們見到了特朗普總統。隔天，我們五個人見到了副總統彭斯。再後來，我把古普塔博士、巴塔查理亞博士和庫爾多夫博士請來，與阿扎爾部長會面，因為阿扎爾部長希望聽到對他問題的回答。
所以，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但是最終結果是聯邦對大流行病的指導權交給了福奇博士、伯克斯博士和（CDC 時任主任）雷德菲爾德博士。而今天，這種情況仍在繼續，因為權力已經移交，正如你聽到的我們的現任總統多次所說的那樣，「無論CDC 說甚麼，無論福奇博士說甚麼……」在我看來，這確實是領導層的嚴重瀆職。
6.《大巴靈頓宣言》 精準而有深度 但政治家不感興趣
楊傑凱：實際上這將是最後一個問題，但是博士，請繼續。
聽眾：跟進一下，我認為科學和政治權威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所有的解決方案，似乎都是處在一種全有或全無的極端狀態。何以至此，在我看來，行政當局應該任命一些科學家或科學家小組，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可以聽從的專家。
不幸的是， 阿特拉斯博士，你剛剛說到的那些人被選中了，我們都知道那種結果，但是我認為其中一個挑戰，是大多數科學問題的答案差別微妙，對嗎？
《大巴靈頓宣言》是微妙有深度的，比如說，COVID是壞事嗎？嗯，這要看情況。疫苗是好、是壞？有益、無益？這要看情況，取決於你的年齡組、風險類別。所有這些細微差別，在醫學院的期刊俱樂部裏，我們都會討論，而且會深入到雲裏霧裏。
政治家們似乎對這些並不感興趣。他們想要一些東西、一個答案來用在演講中。特別是在大流行的早期，當時媒體專注於COVID病例數和死亡人數，以及各州之間的比較，各州長之間似乎有這種模仿性的競爭，於是採取越來越極端的措施，就像「如果我的封鎖或政策更極端，我就會被視為在解決COVID 問題上做得更多。」
但是，科學上的細微差別，究竟如何與那些希望獲得連任的人，或媒體的那種更加二元化，或全有或全無的政策傾向相互作用？我認為這與媒體也有關係，對吧？
你用60秒的時間來做一個音頻，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容納眾多微妙差別，那麼科學家如何既要與這些系統打交道，又不影響我們應該擅長的微妙差別？
庫爾多夫博士：我認為，公共衛生和公共衛生科學家別無選擇，只能信任公眾。如果想獲得公眾的信任，就必須信任公眾，誠實地說出我們所知道的東西，也誠實地說出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說出事情的兩個方面。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在公共衛生方面，CDC 說的話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那麼沒有人會相信CDC。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要誠實，即使是對那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7. 需要勇敢的領導人 能基於數據分析 並制定相關政策
阿特拉斯博士：還需要有勇敢的領導人。在這個國家，我們確實有一些人查看了數據，並做出一個符合邏輯的決定。我可以指出其中的幾個人，大家都在談論的是德桑蒂斯州長。自2020年春天以來，我與（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進行過交談、討論。這是一個以了解數據為己任的人，然後對需要做的事情做出常識性的評估。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
他比很多州做得都好，大多數州都實行封鎖。他比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做得好，基於數據分析制定政策。因此，人們需要勇敢的人。我曾經在研究健康預科政策的日子裏寫過一本書，叫做《大腦和脊柱的磁共振成像》。我一直認為有的人真的沒有大腦，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有脊樑的人少到甚麼程度。
巴塔查理亞博士：埃里克，你說，科學的建議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個領導人，就必須要有。你不能指望政治領導人都讀過科學文獻，那是不現實的。關鍵在於科學顧問，他們不能倚仗權勢讓科學界的其他人保持沉默，以便把他們自己當作科學。
不能有一個科學顧問不停地在想：「如果你挑戰我，你就不只是挑戰一個人，你就是在挑戰科學本身。」對吧？我認為，傲慢一直是美國和其它地方應對COVID 失敗的一個關鍵因素。
觀眾提問：是否有一種選擇偏見，存在於那些傾向於選擇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缺乏認可微妙差別的人，而那正是一些政客所希望的？如果你絞盡腦汁地分辨：「好吧，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們就不會再給你打電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巴塔查理亞博士：斯科特有一種非常好的方式，能把科學的微妙差別，提煉成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他說話時你能聽出來，對吧？總統們與他談話是有原因的。
我認為這是有技巧的。但是斯科特也願意閱讀文獻，我們會有科學的論證。
阿特拉斯博士：說實話，我連續九個月每天或者每隔一天都給這些人和約翰‧伊奧尼迪斯打電話，因為你需要聽取人們的意見。
我們都能閱讀。我們都審查過論文、撥款。我們都已經提交過這些東西，但是你需要聽聽人們的想法，並從人們那裏得到反饋。這就是真正找到正確答案的關鍵。
我認為，馬丁也說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這些訊息不僅僅是為了公眾，也是因為相信公眾，就是這樣。這就是為甚麼我把其他一群人請來和總統交談。總統、政治家們都需要聽到這些。他們需要得到足夠多的不同意見，這樣他們才能成為批判性的思考者，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
因此，我認為，這一切都歸結為審查制度，缺乏訊息透明，這正是大多數此類問題最明顯的解決方案。
8. 科學須改革重建規範 成為善的力量
楊傑凱：好的，我想，每位小組成員有最後30秒發言，從馬丁開始，然後結束。請庫爾多夫博士發言吧。
庫爾多夫博士：好吧，感謝你們所有人來到這裏，感謝你們的傾聽。我認為，在公共衛生和科學方面恢復信任，是我們大家共同承擔的任務。因此，我希望這是我們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包括這裏的每個人，以及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的許多人。我們必須一起做這件事。
阿特拉斯博士：是啊！我將響應馬丁所說的話。我想感謝大家對問題的嚴重性和真正的緊迫性的理解。這個國家和世界受到了嚴重傷害，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因此，我非常高興有這麼多人接受我們的邀請來到這裏，並參加我們明天的活動。我必須說，仍然有一些人說他們支持我們，但是他們明天不會來，他們很害怕。
因此，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沒有快速的解決方案，它將需要每個人的努力，以及更多的人有某種承諾和勇氣，最終形成一種廣泛的人口基礎，把好事做成。我們會做到的，因為它不會自上而下，所有這些事情，這些改變，都需要人們自下而上地實現。
巴塔查理亞博士：所以，我只是想感謝你們每個人的到來。在大流行期間，我從你們中的許多人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讀過你們的一些論文。坦率地說，你們給了我希望，科學討論和科學仍然充滿活力。在大流行期間，我有時會懷疑這一點。
我認為，為了使科學得到恢復，成為它真正應該成為的樣子，它非常需要改革，重新建立啟蒙的規範，在我看來，它在大流行期間已經暗淡了。我認為這一努力，將成為改革和重建科學的重要組成部份，使之成為這個世界向善的力量。
楊傑凱：好！讓我們用掌聲感謝他們！謝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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