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為何有些人對最高法院推翻「羅訴維迪案」(Roe v. Wade)——這件早就應該被推翻的案子感到如此憤怒,你必須考慮政治運作人是如何行事,那並非公眾所想。
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無論我們對合法墮胎的立場如何,對於「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最高法院裁決的憤怒似乎不理性、也不相稱(譯註: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針對2018年密西西比州禁止懷孕15周後墮胎法律的合憲性問題的案子,正是最高院對此案的裁決推翻了「羅訴維迪案」的先例)。雖然當法院判決不符合我們意願時,我們都感到失望,但左翼對推翻「羅訴維迪案」的決定的反應遠遠不只是失望。
大多數人會辯證地看待多布斯案:大法官沒有攫取權力,他們放棄了權力。他們將墮胎政策恢復到民主進程中。他們所推翻的裁決(羅訴維迪案)並不是偉大司法推理中的一座里程碑,
如支持墮胎選舉權的評論員邁克爾‧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所說,這是一個「混亂」。多布斯案的裁決並沒有顛覆美國人的共識——如果法院宣布社會保障違憲,會是那樣的情況;相反,該案將法院從極具爭議的問題上撤出,這一問題毒害了法官提名聽證會, 實際上也毒害了我們整個的全國性討論。
為甚麼支持墮胎的人不僅僅是失望?為甚麼有人會走上街頭,即使這樣做並不能迫使法院放棄?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於政治運作人——那些挑釁和操縱當前抗議活動的人——如何思考問題。
政治運作人如何思考
對於我們大多數關注政治的人來說,政治問題代表著重要的公眾關注點。我們贊成降低或提高稅收,因為我們相信它們是更好的公共政策,或者至少對像我們這樣的人來說更好。當我們考慮環境監管時,我們尋求對所有人都有益的負責任的平衡。
但對於純粹的政治運作人來說,問題只是一種武器。它只是他們用來打壓另一個人的工具。除其它目的外,政治運作人利用問題來(1)提高自己擁護者的熱情和選民投票率,(2)阻止和抑制反對派的擁護者的投票率,(3)吸引搖擺選民支持他的候選人或事業,(4)嚇唬搖擺選民遠離另一個候選人或事業,(5)分裂反對派,(6)團結他這邊的每個人,(7)分散對破壞性信息的注意力。
假設X先生和Y女士是參選美國參議院議員的兩個互相對立的候選人。有證據表明,X先生有嚴重的性格缺陷。他的政治運作人必須決定如何回應,而這種回應的一部份將是操縱問題。
他們可能會發布一份老報紙專欄,試圖用其來表明Y女士也有性格缺陷。如果她有很強的支持墮胎的擁護者,X的團隊可能會指出,她曾經贊成限制墮胎,以此破壞擁護者的支持度。X的團隊可能會指責她想提高稅收,並提供自己的減稅計劃,以分散人們對性格問題的注意力,並吸引猶豫不決的選民。
要使這種操縱奏效,X先生的指控要麼必須有最低限度的合理性,要麼必須讓媒體站在他這邊。除此之外,對於純粹的政治運作人來說,一個聲明的真實性或其作為公共政策的價值是完全無關緊要的。記住:對於純粹的政治運作人來說,問題只是武器。
煽動者的伎倆
在這一點上,一些讀者可能會說:「這就像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20世紀極左翼精神領袖)所說的一樣!」沒錯,但這種模式遠遠超出了阿林斯基。他將這種方法應用於社區組織,但至少自古希臘時代以來,其他政治運作人一直將其用於更廣泛的政治目的。這是煽動者的經典伎倆。
當然,許多政客和運作人沒有意識到他們是煽動者。對他們來說,操縱問題——不考慮是非曲直——只是做生意的一部份。下面是一個個人示例:
1990年代,作為蒙大拿州一名成功的草根活動家,我以直接和真實的說話方式而聞名。我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當一位共和黨議會領袖私下問我:「羅布——你是怎麼處理『誠實』這件事的?」時,我驚呆了。
議員本人自己沒有甚麼信念,所以他認為我的形象和問題只是噱頭。畢竟,這就是他和其他議會領導人使用形象和問題的方式。
美國開國元勛的措施
幸運的是,美國開國元勛們了解煽動者。他們明白煽動者可以造成的傷害。因此,他們通過了一部憲法,通過限制他們可以操縱的問題來限制他們。國父們完全消除了一些問題,例如某些個人權利。他們只賦予聯邦政府發行紙幣的權力。因此各州的煽動者無法通過促進通貨膨脹來吸引債務人。開國元勛們將家庭法和衛生法等問題單獨交給各州處理,從而保護這些問題免受聯邦煽動者的侵害。
因此,在我們隨後的大部份歷史中,聯邦政治家僅限於操縱相對較少的問題,例如外交政策和關稅,奴隸制以及內戰引起的仇恨。但憲法的權力劃分阻止了他們操縱大多數政治問題。
被重寫的聯邦制
然而,正如我在《大紀元時報》系列文章《最高法院如何重寫憲法》中詳細闡述的那樣,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大法官們停止執行憲法對聯邦權力的大部份限制。一個他們沒有預料到的後果是,這樣做給了政治運作人更多的武器。
1973年,最高法院更進一步,裁決了「羅訴維迪案」,將墮胎政策聯邦化。墮胎成為每個國家政黨用來敲打對方的棍子。共和黨用它來嚇唬基督教福音派、天主教徒、正統猶太人和其他反墮胎選民,讓他們投票給共和黨人。民主黨利用該問題的方式與利用種族仇恨的方式相同,即鞏固其擁護者族群。
最終,墮胎問題對民主黨人來說比對共和黨人更重要,因為它很符合他們用來引誘天真的未婚人士的「無憂無慮的性行為」範式。
全國性媒體變得支持墮胎,原因與他們偏袒自由派而不是保守派的原因相同:在全國範圍內解決的問題越多,那些關注國家問題的媒體就越重要。
為甚麼「羅訴維迪案」的逆轉對左派來說是一場災難
最高法院將墮胎政策轉回各州可能會讓一些共和黨政治運作人感到不安。然而,對於民主黨人和左翼來說,這是一場災難。普通美國人與州政府接觸的機會遠遠多於與聯邦政府接觸的機會。州政府相對較少受到民主黨政治家和運作人所服務的國家精英和國家特殊利益所影響。
出於這個原因,墮胎政策的永久性去聯邦化將給民主黨人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他們的政治運作人和盟友將拚命地試圖將這個問題保持聯邦化。全國性媒體適當報道的廣泛示威活動只是開端。下一步將是推動國會就此問題制定一項法律,無論這多麼違憲。
另一方面,對於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來說,墮胎政策的去聯邦化是他們應該在其它政策領域推廣的典範。將憲法沒有指定給聯邦政府的問題移回各州政府,這不僅僅代表了良好的政策和對憲法的忠誠。對於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來說,這也是非常好的政治舉措。#
作者簡介:
羅伯特‧納特森(Robert G. Natelson),前憲法學教授,是丹佛獨立研究所憲法法學高級研究員(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at the Independence Institute)。
原文「Why Overturning Roe v. Wade Causes So Much Rage」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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