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從小接受中共洗腦式教育的大陸90後女生,徐菊芬說自己曾與很多年輕人一樣,盲目活在極權統治下的歲月靜好中。但從2017年開始翻牆後,真實的世界讓她本能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卻不曾想自己只是翻牆,就招致中共的恐嚇與威脅。

2021年5月19日,徐菊芬說這一天是她噩夢的開始,「我接到媽媽的電話,她的聲音都是顫抖的,能感受她極力地壓抑,但還是能感受到她的恐懼。她跟我說:『警察上門搜查了手機,翻查了家裏的電腦。』」

「他們還威脅我父母。我媽媽沒有具體說他們是怎麼威脅她的,她只是跟我說,一天有三波警察上門,她還把我的信息發給警察了。」徐菊芬告訴大紀元記者,鄰居都以為她家有人犯了事,但可笑的是,「我只是使用了VPN翻了個牆」,看到了被中共極力封鎖的「牆外」真相,僅此而已。

直到今年4月3日落地美國的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不再是奇怪的人了」。徐菊芬說:「在這邊大家都很友善,讓我的心情一下子放鬆下來。人與人之間這種相處才是應該有的關係,而不是互相提防、互相仇恨。」

成為翻牆一族

為防止信息傳播,中共歷來嚴密封鎖網絡,並在中國互聯網打造了一座世界最大的「防火牆」。大陸民眾想要獲悉海外真實消息,或使用海外社交媒體及網站,只能翻牆。

2017年時,身為程序員的徐菊芬因工作緣故,有機會翻牆使用Google搜索引擎,查詢工作上的技術問題。

「慢慢我接觸到世界上主流的一些社交軟件,那個時候疑惑就埋下了。我心想,為甚麼公司可以翻牆?華春瑩可以發推特?那麼多衛視有YouTube頻道、那麼多明星都有Instagram?為甚麼她們翻牆可以,我們卻不允許翻牆?這讓我感覺到不對勁。」她說。

也是從那時起,徐菊芬開始翻牆瀏覽海外的消息,從中國歷史上的故事到近代的戰爭、再到日常生活中的時事與時政新聞,牆外的真相帶給她巨大的衝擊。

例如從小在中共對資本主義的仇恨洗腦宣傳下,徐菊芬坦言她小小的年紀對很多國家有著莫名的「仇恨感」,當發現事實卻與中共宣傳的截然相反時,她說:「我震驚了,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這促使我去看更多的信息,搜集更多的資料,做出心中的判斷。」

一場疫情看透中共如何愚弄大眾

「當然人有一個轉變的過程。」徐菊芬說,當她了解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真相後,「當時我還抱有僥倖心理,真的覺得出事的是別人,只要我不出頭就可以安心地活下來」。

如果說這些歷史沒能帶來太多代入感,那麼2019年爆發的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讓她有了切膚之痛,「疫情這是我親眼見到的,它(中共)是如何愚弄大眾的,一步步造成慘劇」。

她回憶,2019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她翻牆看到了有關武漢疫情的消息,立即告知親朋好友,但當時大家都覺得她「瘋了」。

後來隨著李文亮醫生的吹哨,以及牆外媒體對疫情發展的不斷報道,「我知道其中的嚴重性,苦口婆心地提醒父母,但牆內一直在闢謠,說沒有這個事情」。

直到2020年1月20日晚,中共才發布疫情的消息,隨後武漢及附近多個城市開始封城。「這中間20多天真的是延誤了太多時機,本來可以採取更多措施。它們(中共)現在還在試圖模糊病毒的來源、自身的過錯,這是我親眼一步步見證過來的。」

經過此事,徐菊芬徹底認清了真相,「再怎麼假裝沉睡的人、再怎麼假裝歲月靜好的人,拳頭落在身上還是痛的。」她說。

中共活摘器官一事令人震驚

在翻牆瀏覽期間,徐菊芬說最令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消息——就是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隨著一步步地深入了解,我對中共的邪惡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在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覺得這還是人嗎?」

起初,徐菊芬說她抱著一種難以置信的態度,查詢了所在城市幾家醫院的官網,想要看看這些醫院是否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結果「(有的網站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最快24小時內能找到合適的器官來源,當時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五雷轟頂的信息,血淋淋的廣告」。

她根據自己所了解和查到的資料進行了一個比較思考:首先很多中國人的思想較為保守,對器官捐獻的意願並不強烈;其次較美國相對完善的器官捐獻系統,想要找到合適的器官也需要漫長的排隊等待過程。相比之下,「真的難以想像(中國大陸的器官)從哪裏來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徐菊芬感到一股憤怒感縈繞在胸口,她嘗試與親朋好友分享牆外真相,「但是這種無孔不入的愛國式洗腦,他們都聽不進我的聲音。」徐菊芬說,「我想辦法給他們看照片、影片,但是傳播受阻,很多東西都發不出去。」

徐菊芬曾下載了一部荷里活大片《洗錢天堂網絡》(The Laundromat),嘗試將其壓縮打包發給朋友,也沒有發送成功。該影片因涉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故事遭其全面封殺,而這也成了她後來遭到恐嚇的原因之一。

「我媽媽沒有完整地跟我複述,但透露一點:『警察說我發了一些法輪功的信息』。」這讓徐菊芬也意識到,「在這些獨裁者的眼裏,我們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只是一個器官的培養皿,這讓我覺得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追求真相是人的本能

徐菊芬說,自從2021年她與父母遭到中共的騷擾與恐嚇後,心中一直很忐忑,寢不成寐,「隨時擔心警察會破門而入,把我帶走,給我安一個翻牆的罪名」。

但即使如此,她說:「人應該發聲,因為我覺得別人在受難的時候,你不站出來發聲,那下一個輪到你的時候,也沒有人站出來幫你發聲。」

「追求真相並為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做出行動,是所有人的本能。」她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能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都有機會發表自由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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