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中共專家表示,今年中國很可能會達到人口峰值,這意味著中國即將迎來人口變化的第二個重要轉折點。繼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後,人口總量也將迎來負增長,而這比中共官方和其它機構的預測,提前了很多年。另外,中共發改委也在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尤其是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要在今年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那麼,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呢?這和中國的人口變化有甚麼關係呢?對中國的經濟又將產生甚麼影響呢?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些內容。

中國人口危機 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根據中共統計局的數字,2021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4,100元,扣除價格因素後,兩年平均實際增長為4.0%,低於GDP的兩年平均增速1.1個百分點。

另外,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兩年實際平均增速只有3.9%,到了今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6.7%,但是,扣除價格因素之後,實際增長是4.9%。

也就是說,不管是用哪個指標,都顯示出,中國的消費落後於經濟增長。雖然1-2月的經濟數據顯示,基建投資顯著回升,出口繼續保持高增長,但是房地產投資低迷、消費疲弱都是不爭的事實。

而且,這兩者除了受到行業監管、以及疫情等短期衝擊以外,從長期來看,還受到一個共同因素的影響,那就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的加速到來,不僅減少了長期的購房需求,也對消費造成了負面衝擊。

《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全年淨增長,只有204萬人。專家認為,相對於中國14億的人口基數,這個淨增長數字意味著,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零增長」階段。

根據中共統計局1月17日公布的數字,2021年中國的出生人口是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進一步降到了7.52‰。減去死亡人口數後,中國總人口僅僅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低到了0.34‰。

《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Getty Images)
《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Getty Images)

據「澎湃新聞」報道,在兩周前的一個會議上,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中國人口完全有可能在2022年達到峰值,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口即將進入「負增長」階段。

那麼,如果中國人口今年或是明年開始負增長,就比中共官方(中國社科院)、聯合國、美國普查局的預測提前了很多年。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道,這三個機構分別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29年、2032年和2031年開始負增長。

人口學家易富賢則在媒體訪問時提到,中國的人口危機超過中共官方和國際社會的想像,中國面臨人口雪崩。他還指出,這兩年的嚴厲抗疫政策導致中國人減少結婚和生育的意願,造成兩年間少出生上百萬的孩子,這可能影響今後幾十年的經濟。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這樣。根據大陸媒體的報道,中共民政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結婚登記數據為763.6萬對,創下36年以來的新低,而且已經是連續八年下降;結婚率也從2013年的9.9‰,下降到2021年的5.4‰,也是連續八年下降。

而導致結婚登記人數持續下降的原因,包括年輕人數量下降、適婚人口男多女少、初婚年齡推遲、城市高房價和農村高彩禮,以及就業壓力大等等。由於步入婚齡的人口數量呈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可以預計,未來幾年中國的結婚登記人數仍然會繼續下降。

結婚率低,自然就會影響人口出生率,一手製造了這一切的中共,現在也是著急了,記得中共這次的兩會上,一位政協委員提議,允許中國年滿30周歲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不說中共政府是否有這個權力去規定別人生不生育,單從社會道德導向上來講,也會成為導致倫理崩塌的催化劑。也有大陸民眾評論,這其實就是給中共官員的「二奶」生孩奠定法律基礎。

目前,隨著人口增長減速和老齡化人口增加,中國的經濟增長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人口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最突出的因素。

對此,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過去「三駕馬車」中,出口、投資起到主要拉動經濟的作用,今後需要轉向消費需求的拉動,要更加依靠消費。但是人口峰值和人口負增長,都伴隨著消費收縮。如果應對不當,就會陷入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負債的長期停滯或「日本化」。

那麼,有甚麼解決辦法呢?

總的來說,老齡化通過三個效應產生抑制消費的影響。

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增長快,消費就會增長快;人口負增長,消費也許就會負增長。二是年齡結構效應。老齡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將會直接導致抑制消費的自然傾向。三是收入分配效應。收入上的兩極分化,會降低總消費傾向,就會發生過度儲蓄。

但是,人口總量、年齡結構已經難以改變,唯一可以有所改變的,就是收入分配。所以,蔡昉強調要通過收入分配,尤其是加大再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

甚麼意思呢?因為收入差距太大,高收入群體會得到更多的收入份額,但是它們並沒有那麼多可消費的需求;而窮人的消費需求又得不到充份滿足,因此收入差距太大,會導致消費的萎縮。

那麼,要怎樣通過再分配增加消費呢?再分配主要表現為,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的提高,這就需要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因為戶籍帶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蔡昉提出,在不增加常住人口的情況下,僅僅是消除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別,就會產生巨大的效果。

比如,如果2.6億人可以從城市常駐人口變成城市戶籍人口,就可以讓他們在消費時沒有後顧之憂,據經合組織(OECD)估算,可能會提高30%的消費。

早在2020年10月時,蔡昉就曾提出,中國有2.27億人口,常住在城鎮卻沒有取得城鎮戶口。而這個人群的主體,就是高達1.74億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如果把這些農民工轉換成城鎮戶口,即使工資沒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費。

放寬戶籍制度可以激發消費潛力嗎?

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中國對於城鎮化水平的度量,一直以來存在兩個指標: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2021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64.7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6.7%,這是2016年以來,兩個指標首次縮小差距,但兩者差距仍然達到18個百分點。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的院長易行健,把這兩個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稱為「半城鎮化率」,並把這一現象稱為「半城鎮化」。他認為,城鎮化沒有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原因就在於「半城鎮化人口」。

因為2億多的農村居民,進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是,因為不能獲得城鎮戶籍,就難以享受和城鎮戶籍居民同樣的社保、醫療以及教育等各種公共服務,因此在城鎮的農村勞動力,他們的消費意願必然不足。

為此,易行健提出,要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就需要推進戶籍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真正的融入城鎮,讓農業轉移人口「願意消費」。

近日,中共發改委剛剛印發了一份文件,內容是關於中國「2022年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任務」,文件稱,今年將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

具體措施包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今年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加強農民工就業服務和技能培訓等。

目前,中國人口300萬以上的城市有30個,像是浙江溫州、廣東佛山、珠海、甘肅蘭州等城市,人數都在300萬以下。

有分析認為,中共官方急於對戶籍制度進行鬆綁,是迫於中國糟糕的經濟。比如,有大陸智庫中心的研究總監就表示,這是中央政府首度明確宣布詳盡的戶口改革計劃,鬆綁戶口制度,將會刺激三、四線城市的買房需求。

事實上,為了拉動消費,確實有地方政府推出政策,鼓勵農民在城裏買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吉林省。原因就是,去年吉林的房價和商品房銷售額,都跌得很厲害。

但問題是,農民能買得起城市的住房嗎?

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在《瞭望智庫》的文章顯示,中國城鄉生活水平差別巨大。

比如,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倍差,在2020年下降到2.56,但從世界範圍來看仍然屬於較高水平。對36個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顯示,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原來的計劃經濟國家,大多數都低於1.5。

而且城鄉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擴大。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從大約0.4萬元擴大到了大約2.7萬元,擴大了近6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有城鎮居民的一半。

此外,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居民社會保障水平,都顯著低於城鎮。

就連中共自己的官員,都認為農民進城買房不太可能。

比如,在3月2日的中共國務院記者會上,中共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說,中國目前有大約3億多的「新市民」,他們沒有確定的工作,有的是個體工商戶,有的是農民工,這些人到銀行申請貸款都有困難。

另外,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提到,今後房價再怎麼降,也很難真正解決工薪階層的住房問題,特別是滿足普通老百姓、沒有積蓄的、進城務工、新市民這些階層的住房需求,未來是需要靠租賃住房來解決。

換句話說,中共即使放開戶籍制度,也不一定能夠促進消費,因為這取決於「新市民」的消費能力。如果農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自然就沒有能力消費,即使擁有城市戶口,也不會有所改變。

要想擴大消費,關鍵是要保持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增加勞動報酬,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佔社會總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但這也意味著要相應降低政府和企業的收入比重。而中共政府顯然沒有這樣做的動力,這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長慢、以及中國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

另外,戶籍制度本身,就是中共為了掠奪農村和農民設計出來的制度,為的是能夠幫助中共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但是現在,城鄉差別、貧富懸殊,已經導致消費整體疲弱,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障礙,所以中共才不得已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因為經濟下滑可能導致民怨沸騰,從而影響到中共的政權穩定。

但就像原來要實行計劃生育,現在又要鼓勵生三胎一樣,中共做事,從來都只是急功近利地從維護眼前的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全面考慮國計民生的長遠利益,這也就註定了任何這類改革,並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