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周三（3月30日）在紐約南區聯邦法庭解封一項起訴書，指控中國公民孫海英（Sun Hoi Ying，又名Sun Haiying，音譯）在美國充當中共的非法代理人，通過威脅和脅迫「獵狐行動」的對象，推進了中共政府的跨國鎮壓運動。孫海英目前人在中國，被美國通緝。
根據起訴書，該案還有一名紐約當地華人社區組織的負責人充當了孫海英的同謀，尚未被列為被告。另一名協助孫海英的美國執法人員被列為被告，但其姓名並未出現在起訴書中。
根據今天在曼哈頓聯邦法院解封的指控書，孫海英參與了中共所稱的「獵狐」和「天網」行動，在美國開展行動，向居住在美國的人施壓威脅，迫使他們返回中國受審，或以其它方式與中國政府達成資金支付結算。
此外，孫海英在美國聘請私人調查員，收集目標對象的信息，提供給中共政府，時間跨度至少從2017年2月到2022年2月。孫海英幹的實際是中共代理人的活，但他沒有按「外國代理人」的規定在美國司法部登記註冊。
根據起訴書，中共的獵狐行動始於2014年7月，由中紀委在中國司法系統之外運作，與公安部、檢察院、中國銀行、中組部和外交部等中國實體協調行動。
通常，國際執法涉及美國的活動，要與美國政府協調。一般步驟是：走官方程序要求提供（逃犯）位於美國的信息；如果外國政府要旅行前往美國進行任何實地調查，要通知美國政府，並向美國政府提出正式請求，說明哪一個外國官員或者哪一個外國代理人將從事甚麼行動。
例如，美國和中國都可以從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獲得紅色通緝令，要求成員國家協助偵察犯罪。
起訴書指出，中共通過「獵狐行動」，試圖在繞過美國務院和司法部的情況下，將被指控違反中國法律的中國公民遣返中國，從而規避這一程序。
紅通疑犯的美籍家人被禁離境 留中國當人質
例如，在中共政府的指示下，2017年2月，孫海英找他認識的一個美國朋友（CC1），收集一名住在紐約市的美國公民（V1）的個人資料，並監視他。他向CC1聲稱，這是幫「中國法院」追查涉嫌經濟犯罪的逃犯，未來中美還可能合作，這個項目將制定「標準操作程序」。
一個月後，CC1陪同孫海英到一家私人偵探公司，孫海英自稱是中國一家保險理賠公司「太陽公司」的老闆，要聘請該公司駐美國的一個人，但雙方的所有聯繫都通過CC1進行。
然後孫提供了35名逃犯姓名。他指示CC1把其中12名逃犯的電子表格發給偵探公司，其中至少10人是獵狐行動的目標。要求查這些人的家庭住址、駕照照片、電話號碼、銀行帳戶餘額和在美國的居民身份。
孫海英收集的V1的家庭住址和照片，後來出現在中共政府公布的獵狐行動列表中。當時V1的女兒（美籍）已懷孕，在中國被禁止離境，疑被當作「人質」，中共政府的代表告訴她「不要向美國求助」，在她幫助老爸返回中國之前，她都不獲允許離開中國。最終她被困了八個月。
招募紐約市執法人員 為其效力
更令人吃驚的是，孫海英甚至還招募了一名紐約市的執法人員CC2，通過他在紐約市找到並登門拜訪了另一個獵狐行動的目標（V3）。
根據起訴書，2019年12月孫海英與CC2協調，引誘V3現身見面。12月1日，CC2按照孫海英的要求，聯繫V3並表明自己是執法人員，說知道V3在中國的麻煩，要求見面談一下。
V3同意當晚在紐約皇后區的一家餐廳面見CC2。雙方見面時，CC2再次展示其執法標識，亮明他的身份是美國當地的執法人員，但他又聲稱這次面談，自己既不代表美國政府，也不代表中國政府，然後他問V3想不想見一個人，這人想幫她解決在中國的案子。
V3點頭同意。於是CC2打了個電話，孫海英隨後出現在餐廳的包房裏。孫海英說，他受中共政府之託，特地飛來美國，想確定V3是否打算和解，以及在甚麼條件下和解。他繼而施加壓力，威脅V3若不按要求做，中共政府將採取某些對她不利和報復的行動。
華社組織頭頭 也是聯絡人
孫海英又說，他不久將啟程回中國，並介紹旁邊坐著的同謀CC3說，這是當地xx華人社區組織的負責人，是他回中國後的美國聯繫人，等孫回國後，可以跟CC3聯繫。隨後CC3將自己的聯繫方式給了V3。
跟中國政府談和解，首先要簽署一份文件，表明她願意與中國政府和解案件。孫一邊解說一邊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留給V3，教她用加密的對話應用程式，向他的帳戶名發信息。孫又在這個加密平台上，給V3發了一篇她的第二任前夫名下房產在中國公開拍賣的文章。
根據起訴書，V3在12月1日這次面談後，聯繫了FBI，隨後同意協助FBI調查。
兩天後，V3在FBI的指示下聯繫孫海英，說她簽署了孫指示的一些文件。孫建議兩人次日見面。
2019年12月4日，在FBI的暗中指導下，V3和孫海英及其「兒子」在皇后區會面。孫海英說，帶兒子來是因為現在「時代不同了」，他希望兒子知道社會有多「黑暗」，但又說「他們」是一個組織的，暗指他們都是中國政府的。
美執法者和社區領袖的同謀角色
三天後，孫海英回中國。FBI發現，被告CC2（孫海英聘請的美國執法人員）從2020年2月—10月，繼續在孫海英和V3之間傳遞信息。
例如2020年2月9日，V3在皇后區會見CC2時，CC2說他視自己為V3和中國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並不站在任何一方。他告訴V3，如果孫海英提出和解倡議，多半會通過社區組織負責人CC3，屆時就是CC3登場，由CC3來成為V3的聯絡點。
CC2重申，他只是幫朋友的忙，除了將V3提出的問題或材料轉交給孫海英，他不會介入案情，加之他自身的工作，他不會代表中共政府行事。
2020年7月，CC2告訴V3，他和孫海英在一周前曾談過，孫稱「有關領導已批准對武漢和瀋陽的資產進行調查」，但「根據（孫的）說法，進一步調查似乎不太樂觀」。10月份，他告訴V3，「中國（中共）政府當然希望解決V3的案件，但她應對中國（中共）政府做出積極的姿態才行。」
FBI的進一步調查發現，孫海英還就其他獵狐行動的對象，與CC2溝通如何操作。
起訴書還描述了孫海英如何騙其他美國「朋友」為他收集信息。例如他僱請中間人尋找一名加拿大的「失蹤人員」，說其父親正在找失蹤的兒子，實際這名「失蹤者」是中共獵狐對象，因涉嫌經濟犯罪被中共政府通緝。
司法部：中共政府蔑視法治
53歲的中國公民孫海英被控犯有一項非法擔任「外國代理人」罪名，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一項密謀非法擔任「外國代理人」罪名，最高可判處五年監禁。「非法」指沒有向美國司法部登記「外國代理人」。
美國聯邦檢察官威廉姆斯（Damian Williams）表示，孫海英甚至用一名美國當地執法部門的成員，來強調受害者別無選擇，只能遵守中國政府的要求。
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奧爾森（Matthew G.Olsen）說，此案再次表明中共政府對法治的蔑視。被告甚至前往美國，招募一名宣過誓的美國執法人員，監視和勒索受害者，「這種行為既是犯罪，也應受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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