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報道披露,蘋果公司曾與中共達成2,750億美元的交易。「( 原因)很簡單,我稱之為貪婪。」安德斯‧科爾說。「他們( 中共)正在賄賂世界各國的首腦。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經濟界,人們都深受其害。」安德斯‧科爾談到中共在2016 年與蘋果公司達成的2,750億美元秘密交易,以及日益增長的全球暴政威脅。

今天,我們採訪了《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Risk) 的出版人、《大紀元時報》的專欄作家、《權力的集中》(Concentration of Power) 一書的作者安德斯‧科爾(AndersCorr)。

科爾說:「在過去,我們有過大流行,但國家對個人的控制,還沒有這麼高的程度。」歷史的軌跡,是否總是朝向權力越來越集中的方向發展?科爾認為:「永遠不要放棄任何一種自由,不要把一寸領土,交給中共或任何其他獨裁者。」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我是楊傑凱(JanJekielek)。安德斯‧科爾,歡迎你回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科爾:謝謝你。

蘋果公司送北京大禮 中共讓美國戰略變形

蘋果公司對中共屈從,只為取得中國14 億人口的市場。(AFP)
蘋果公司對中共屈從,只為取得中國14 億人口的市場。(AFP)

楊傑凱:安德斯,自上次我們訪談以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實際上你已經成為一位多產的專欄作家,這相當讓人敬佩。每隔幾天我都會看到你的一篇非常棒的專欄新文章,實際上是關於蘋果公司給中共政權送了一份大禮,以取得在中國境內的營運權並可以持續營運下去。無論如何,請告訴我一些與此相關的實際情況。

科爾:幾年前,蘋果公司顯然與中共達成一項秘密協議,向他們提供大約2,750億美元,看起來是就以下領域:強制技術轉讓、開發成本,也許還有其它一些東西。媒體報道不是很明確,但這是一筆可觀的資金,而且似乎是被中共所脅迫的。

而就在這之前,中國(中共)不允許某些應用程式出現在蘋果應用商店裏。因此,這事看來確實就是一個教科書式的(被中共)強迫技術轉讓的案例。

此外,在蘋果公司送出這份大禮的前幾天,為使(與中共的)談判更加順利,蘋果公司向滴滴公司投資10 億美元,這也令人費解。

滴滴是中國的叫車APP軟件公司, 與( 美國) Uber公司有直接競爭關係。而且當時正值Uber和滴滴爭奪中國市場份額之時。即一家美國公司介入,支持一家中國公司來與美國公司競爭。

由此可見,中共如何利用手中權力,讓美國公司、政治家和學術界的( 反擊)戰略和戰術變形走樣。中共能夠如此有效地做到這一點,而沒有遇到美國政府高層、商人和生意人的更多抵制,這相當令人震驚。

楊傑凱:當然,而且這也正是你的書(《權力的集中》)中的主題。那麼,中國(中共)政權,是如何獲得這種影響力的呢?他們如何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情,甚至在若干年內都不為人所知?

科爾:在北京的中共權力高度集中,令人難以置信。不僅是中共,還有被人們稱作「終身皇帝」的習近平,可以說比地球上任何一個人的權力都要大。這使他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特別是他顯然還在追求更多的權力,無論是針對中國人民的個人權力,還是針對鄰國的權力。

包括周邊國家和華盛頓DC的權力,對布魯塞爾、倫敦和巴黎的權力。他正在全球範圍內,影響和左右我們的高層領導,這一點需要格外關注。

[旁白]:我們的團隊聯繫了蘋果公司,但他們沒有即時回應。

中共如何獲得影響力西方接觸戰略的失敗

楊傑凱:回到這個話題,因為你談到集權。也許(10 年前)中共不可能與蘋果公司達成這樣的協議,或者說,(10 年前)蘋果公司在中國的處境,肯定不會這樣,但中共是如何獲得這種影響力的呢?請描繪一下這段歷史。

科爾: 讓我們一直追溯到1930 年代、1920 年代。1921 年,當年中共成立時,是中國一個非常小的政黨,通過參與工人、農民運動,中共得以發展。在1930年代,在史太林的支持下,他們佔據第一塊根據地。

(為躲避國軍圍剿)他們進行了長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因為二戰期間,國民黨都在與日本人作戰。然後中共在最後時刻介入,基本上是「下山摘桃子」佔據中國。

在佔據中國時,他們控制了一個世界上的人口數量最大的、尚未充份開發的市場。由之而來的權力很難說有多大,但即使在1949年,英國人、美國人,他們都想進入這個市場,並保有市場份額,因為兩個國家在中國都已經有了生意。他們知道,為保持這種權力或保持這種市場准入權,他們需要得到中共的許可。

因此,早在40 年代、50 年代,美國實際上是在與英國人競爭,與其它國家競爭,以保持(在中國的)市場佔有份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很多年,(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向中國開放,我們希望通過更多的經濟往來可以使中國自由化。

我們早就該明白,多年來我們與中國之間持續的經濟接觸,不會對促進中共自由化起作用,當時就應該知道這個。在1989 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時,我們就應該明白,這麼做不會成功。

我們對中國的接觸戰略,根本無法讓中國在政治上實現自由化。在2008 年左右,當美國出現經濟衰退時,我認為,中國( 中共)的領導層決定,是時候採取更多走出去的戰略。

他們可以聲稱,美國衰落了,資本主義衰落了,民主衰落了。人們的確可以看到這個變化,尤其是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人們的確看到了變化,( 中共)變得更加好鬥與富有侵略性。

中國某些技術領先 美國沒意識到中共威脅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他們的軍事力量也急劇擴張。此時,他們每年正在建造的軍艦比我們多,他們正在打造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人工智能。在某些領域,在超級電腦方面,他們的技術實際上已經領先於美國。

因此,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我覺得,作為一個國家,美國還沒有真正意識到,中共對我們這個國家構成的威脅。

楊傑凱:中共政權的崛起與其今天所擁有的權力,非常引人矚目。從我了解的情況來看,這是由美國商界所推動的。比如,蘋果公司要仰仗中國(中共)政權,獲得中共青睞,這非常令人震驚,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或接近最大的公司經濟規模比大多數國家都大,但卻基本上屈從於中共。

科爾:我也這樣認為,蘋果公司對中共屈從,因為它必須要取得獲准進入中國市場,而北京充當了(市場)看門人的角色,蘋果公司想進入這個14 億人的龐大市場,希望賣手機、得到廉價勞動力,而現在這些勞動力正變得越來越貴。另一方面,他們還希望能從中國新疆獲得多晶矽。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現在佔世界經濟總量的大約20%。

因此,對習近平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權力,而美國總統沒有這種權力。美國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一個市場經濟體,我們更喜歡自由,更傾向於讓公司和人民,與外部自由交往。

但是,正因為我們有如此多的自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政府並沒有像習近平那種權力,習近平可以決定讓蘋果應用商店的應用程式商店開啟或關閉。因此,他們有相當多的權力,而蘋果公司需要( 這些權力支持)。

楊傑凱:他們( 蘋果公司)也有另外一方面(的需求),對嗎?你已經談到了一些,( 如)供應鏈、一些配件來源、一些礦物來源。而且,他們也在中國組裝蘋果手機。如果( 中共) 政權突然決定對蘋果公司另眼相待,它的全球銷售量會出現甚麼情況?會崩潰,不是嗎?當你考慮到這一點時,這令人震驚。

蘋果助中共施壓政府 顛覆美國價值觀

科爾:而且這還不僅僅是( 蘋果要奉獻)那2,750億美元的問題。中國(中共)可以要求(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在華盛頓,對我們的政府施加影響,對他來說毫不費力。

蒂姆‧庫克(隨時)可以找特朗普與拜登交談,他可以說,「注意,我們需要與中國維持和平關係,我不希望你對中共侵犯人權問題大動干戈,因為這可能會損害我的生意。如果它傷害了我的生意、股東,對你也不利。」

因此,這種影響,是北京通過我們的公司對美國政府施加的,實際上與北京在其它國家的做法類似。無論是在烏干達還是在菲律賓,中共通過開放或阻止中國與世界上所有其它國家的進出口,掌握了相當多的權力。他們用了我們不會用的方法,這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權力。

楊傑凱:你也談到,可能這也最令人不安,那就是( 中共)顛覆我們的價值觀的能力;或者,( 蘋果公司等)不像我們,把價值觀擺在那麼高的位置。

科爾:絕對如此。美國有美國的價值觀,無論是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我們也有我們的貪婪,有時我們把貪婪,置於美國價值觀之上。你經常可以看到這一點,無論是雷‧達利奧(RayDalio,美國橋水基金公司的創始人兼行政總裁),還是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 黑石集團聯合創始人、董事會主席、CEO),或是眾多在中國做生意的億萬富翁。

具體而言,他們直截了當地說,他們無法審視人權問題、治理問題。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們把這個問題留給政府(註:達利奧語)。

實際上,這是在暗示政府應介入並表示說:「好吧,政府有責任確保美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做正確的事情,其它全球大公司、歐洲人、歐盟、德國、法國、英國這些國家,需要確保並協調他們對中國的做法和戰略,以便他們確保我們的公司在中國做生意時,不會出賣民主。」

楊傑凱:安德斯,這在我看來,並不是很有希望的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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