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工作期間，母親就已想方設法，打聽九舅范新懷與其他親人之下落，但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大環境還十分封閉，諸般努力皆徒勞無功。
當然，我父親在福建武平家鄉的親友，也是我們極為掛心之對象，父親擅詩，他的心情在這首押了客語韻的「除夕思親」詩中，表露無遺：
「除夕思親」
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
迢遞閩山歸夢賒，年年臘盡在天涯，何當合宅同趨省，萊舞庭前笑語譁。
赤禍神州幾劫餘，親朋生死費猜疑，心香默禱萱猶茂，白髮倚閭待我歸。
直到八十年代末，大陸親友們才逐漸傳來一堆惡耗，件件都是我父母畢生之最痛。
在那血腥的「毛三十年」中，許多親友皆命運多舛，九舅公范新懷就是其中一位。
九舅公是家中長子，在我母親的成長歲月中主要「靠山」之一，在親情上，她本就相當依賴這位舅舅的。當范新懷得知甥女在北平遭他姐夫（我的繼外公）冷落時，立即挺身而出，表態願意供她一直到讀完大學。所以我母親在北師大女附中讀完高一之後，立即奔赴青島，在自己外公、外婆與九舅之照應下，畢業於青島女中高中部。
我的父母是「緣訂青島」的，當我父親謝肇齊由南京趕赴青島去相親時，母親的外公、外婆與九舅三位，都是女方的當然「裁判」，握有關鍵之「取決權」，我的老外公范岱雲一眼就相中這未來的孫女婿，直誇他氣宇不凡，亟力促成這段姻緣，這之間趣事不少，以後再寫吧。
父母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在南京成婚，母親於次年考上金陵女大，但學校尚未開學，中日就已正式開戰，接下來的是八年顛沛流離的日子，母親就此失去讀大學之唯一機會。
抗戰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初，青島還在日寇佔領下，九舅公本就是位「熱血」人士，一向對東洋鬼子厭惡至極，早就想到「大後方」去「共赴國難」，加上我父親已在貴州扎佐的「軍政部陸軍扎佐演習場」擔任場長（師長銜），屬下有十幾位歸國的軍事留學生們協助他耕耘了四年多，培育出大批（數以二、三十萬計）抗日精兵。當地生活環境雖清苦，但至少安全無虞，況且我母親也十分掛念住在青島的家人，積極地鼓動他們搬到貴州避難。母親當時身體不好，青島家人全是她的至親長輩，當然也非常關心她，這雙重的相互考量，促成了他們長途逃難之決心。
抗戰時期的交通工具不是有聯貫性的，以致他們由青島到貴州扎佐的旅程，許多路段是要靠兩條腿走的。我的老外婆（彭氏）幼時纏足，哪兒能長途跋涉，這段旅程竟然是她兒子--我的九舅公揹她老人家走到貴州的，全程少說也有數百（近千）英里，現在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這是何等的孝心與毅力。
就是因為老外婆幼時受夠了纏足之苦，所以她的四位十九世紀末出生的女兒，包括我的外婆在內，不但沒有纏足，還接受了新式學堂教育，成績出眾的，更是有出國留學的機會。我的外婆范新懿就是去日本習醫，姨外婆范新瓊則到法國習畫，在當時的中國，這是突破舊社會保守「規範」的。君不見，號稱是世界民主模範的美國，其白人婦女也直到一九二零年八月十八日才獲得投票權的，足見百年前對婦女之歧視是世界性的。我那可憐的老外婆生長在極端保守封閉的年代，是典型的受害纏足婦女之一。
當九舅公一行經過長沙時，或許是受我母親之託，順便在長沙郊區的農家找來一位家庭褓姆，一路帶到貴州扎佐，她就是曾悉心照顧過我們兄弟倆的「張嫂」。
張嫂比我母親年長約兩、三歲，粗識字，結過婚，也至少有過一個孩子，為了家計而出外謀生，在我們家前後工作了四年多， 操持家務帶孩子之外，還兼照應家中兩位老人家，但她通常不需下廚，也不幹粗活，與我們一家相處融洽，直到兵荒馬亂的一九四九年才離開我們。
很遺憾的是，張嫂的原名已遺忘在漫漫的歲月中，她的形象我也完全沒有記憶，因為我當時實在太年幼，但張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我母親也十分倚靠她，把她當自家人，吃飯時更是同桌一起吃的。
如今回想起來，母親如此倚重張嫂，與她童年時痛失幼弟（日生舅）應該有關。母親生下我之後身體極差，只剩下「皮包骨」，還經常虛弱得起不了床，我哥哥當時尚不滿四歲，也正是日生舅遇溺的年紀，父親抗日軍務繁忙，經常不在家（我出生於獨山戰役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如今遠方近親們又都來貴州扎佐避難（連繼外公的一家六口，也於一九四四年四月由長沙徒步抵達），家中確實需要添個幫手。
我自出生離開醫院，就在張嫂的懷裏成長，幾個月後，鬼子們吃了兩粒原子彈，自晚清以來就欺辱中國人達半世紀之久的日寇，終於屈膝投降。我們一家人，連同已如家人般的張嫂，就隨國民政府復原南京，父親當時在陸軍總部第五署任職（掌管陸軍訓練的機構）。
八成是因天生魯鈍，此時我已一歲多，都已搖搖晃晃地可以走幾步路了，但還不會講話。有一天我被放在有高欄杆的幼兒床上睡午覺，張嫂與我母親則在客廳裏話家常，兩人的閒聊突然被我的「喊叫聲」打斷。
「XX！」我在喊。
嗐！我居然第一次喊出聲啦，張嫂與我母親都十分驚喜，不過「XX！」實在有點兒「語焉不詳」，兩人趕緊躲在門後靜聲聆聽。
「XX！」我站在幼兒床上兩手緊抓欄杆，又連喊了好幾聲。這下子她們終於確定了，那「XX」是「張嫂」，而且是湘音的「張嫂」！
張嫂連忙進房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裏，盛讚我是個「有良心」的「芽子」。母親則是憂喜參半，我會「開口」固然是好事，但喊出的第一聲居然不是「媽媽」，也確實讓她抱憾終生。哦，「芽子」是湘語中的「小崽子」，是「小孩子」的暱稱。
我父親於一九四七年九月，被陸軍總部與美軍遠東區總部共同遴選，遠赴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受訓（此行總共只有三位國軍軍官，其中一位是何應欽將軍之女婿汪敬熙，他日後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的上將警備總司令），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返國。這一年多期間，我們母子三人連同張嫂，都被送到青島，因為那時不但我的九舅公已回到青島電信局的原工作單位，七舅公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學院紡織系畢業）也在青島，擔任炙手可熱的中紡青島分公司十三個紡織廠的總經理，我們四人（包括張嫂）就借住在七舅公的金口一路十四號中紡宿舍裏。
當時繼外公全家也在青島，劉侃元以其流利日語，協助七舅公范新度接收原屬日系的紡織廠設備。當時年僅十五、六歲的梅姨（就讀於青島聖功女中），常帶著我去中紡宿舍（在海邊）旁的海灘戲水，這兒時情景還一直存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返國後，我們全家遷回南京，父親在領陸軍三十二師（屬第四軍團七十軍）由江蘇移防至江西瑞金時，張嫂還在我們家裏，此時母親與她已有近五年的相處，倆人在情感上也十分融洽，但時局大亂之下，人心惶惶，張嫂擔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在七十軍奉令移駐廣州之前夕，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我們。日後兵荒馬亂之際，我們母子三人從廣州倉惶出逃到九龍，就再也沒有張嫂的消息了。
一甲子後，躺在松街療養院的母親追憶，在江西瑞金時，我們若是能拿出約一百銀元給張嫂寄回家鄉作「安家費」，或許可以留得住她，但是之前我父母親已將積蓄中的大部份（四百銀元），轉交給我在福建武平老家的奶奶（我在二零一二年母親過世後的一篇文章中曾詳述其經過），沒有什麼餘款可以留住張嫂了。
張嫂是貧戶出身，但願她能在老毛的血腥三十年統治下苟且偷安，但把張嫂帶進我家的九舅公范新懷與繼外公劉侃元可就慘啦，他們是老毛扭曲人性的階級鬥爭中，必須鬥垮鬥臭的右派知識份子，是遭老毛迫害的億萬黑五類民眾之一。◇
(未完，下周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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