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個名詞應運而生，即「體育洗白」（sportswashing），通過舉辦奧運會等盛大體育賽事，讓人們注意力集中在運動員的高超技藝、亮麗的場館、宏大的敘事等等，從而忽視了一系列迫害人權、信仰的惡行。
北京冬奧口號是「一起向未來」，說是要追求「團結、和平、進步、包容的共同目標」，試圖通過冬奧會轉移視線，「洗白」迫害人權等劣跡。
事實上，北京的兩次奧運會，不但沒有絲毫改善人權、新聞自由，中共還利用奧運會，進一步擴大其監控、鎮壓的工具。實際上，北京冬奧是一個「政治奧運」「審查奧運」「迫害人權的奧運」。中共想利用冬奧「體育洗白」的算盤落空。
一、北京冬奧會的政治騷和漠視人權
《奧林匹克憲章》基本原則第一條說，「奧林匹克主義是一種生活哲學，它使人的身體、意志和精神的質素得到全面的提高和統一」，奧林匹克運動的本質，是要通過體育運動作為媒介，達到個體生命精神的提升，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
眾所周知，一切精神運動對中共都是危險的，一切在社會上表現突出的東西，都成了中共的資產，中共成功把體育辦成了政治，中國運動員確實像是中共手裏的一個提線木偶。
本屆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中共政府特地安排了維族越野滑雪選手迪妮格爾·衣拉木江（Dinigeer Yilamujiang）充當主火炬手，試圖掩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迫害，但弄巧成拙，反而讓人想起了1936年納粹德國希特拉辦的那次奧運會。
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為平息國際輿論壓力，納粹德國允許有猶太人血統的運動員海倫·瑪雅（Helene Mayer）代表德國參賽。在比賽中，海倫·瑪雅獲得個人女子擊劍銀牌，並在領獎時行了納粹禮。同樣，依拉木江參加完首場比賽後，沒有敢回答任何外媒的提問，只接受了中共國家廣播電台的獨家採訪，對被委以火炬手的重任表示感謝。
《奧林匹克憲章》是奧運會的憲法，其基本原則第一條有「尊重世界基本道德原則」，第二條有「關心維護人類尊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普世價值，是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礎。
2020年3月，國際奧委會人權方針的報告寫道：「人權的核心是重視和確保個人尊嚴。尊重人的尊嚴，是國際奧委會價值觀和推進奧林匹克主義使命的根本。」並於2017年2月宣布，它已對主辦城市合同做出修訂，增加了人權原則，以防止未來的奧運會東道主侵犯人權。
但國際奧委會這個「君子協定」，對中共完全不起作用。本屆在奧運會開始前，中共當局就警告外國運動員，不要有違反「中國法律和法規」的「任何行為或言論」。
《洛杉磯時報》（latimes）本月初報道說，國際體育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最近在一份聲明中說：「由於沒有得到國際奧委會或中國（中共）當局的安全保證，我們強烈建議運動員在中國不要談論人權問題。」「彭帥的失蹤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表明運動員發言面臨著風險。」
本屆冬奧會一些運動員只能在歸國後，才能對中國人權問題發表評論。瑞典速滑運動員范德普爾（Nils van der Poel）在冬奧會上拿下兩塊金牌，他返國後說，「奧運會意義非凡，它是一場精彩的體育盛會，讓世界和國家在此相聚。但希特拉在入侵波蘭之前也是如此（舉辦奧運），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之前也是如此（舉辦奧運）。我認為把它（奧運會主辦權）交給一個像中共政權那樣明目張膽侵犯人權的國家，是極不負責任的。」
他接著說：「我真的覺得這很可怕。但我認為我不應該對此說太多，我們在中國仍有一支球隊。」
同樣在北京冬奧會拿下兩面金牌的德國選手蓋森伯格（Natalie Geisenberger）返國後表示，她上周在中國奪金後、被媒體問到中國的人權問題時表示，必須注意發言的時間點與地點，她會等到離境後再對中國發表評論。
蓋森伯格返國後，2月16日在「德國第二電視台」（ZDF）的談話節目說，由於家人為她付出很多，而且不論是人權或比賽場地的環保問題，去或不去都不能改變甚麼，她最後還是決定參賽，完成任務就回家，「從此再也不去中國」。
二、奧運會成為人權迫害的藉口
對於中共而言，奧運會反而成為了「維穩」「迫害人權」的一個口實，或者說，奧運會給中共一個機會，完善其大規模監控、鎮壓的工具。在北京兩次奧運會前後，中共都大幅升級了對信仰者和少數族裔的鎮壓。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當時，新疆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人權迫害，主要的鎮壓對象是法輪功學員和藏人。
加拿大製片人凱蘭·福特（Caylan Ford）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去年10月，在加拿大智庫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網站上合撰《睜大眼睛看中共的鎮壓機器》（Keeping our eyes open to China’s machinery of repression）一文，文中回顧：
「2008年是共產黨對法輪功進行了大規模的根除運動的第10個年頭，……人權監察員援引法輪功修煉者及其家屬的報告說，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超過8,000名法輪功修煉者在奧運前的打壓中被拘留，據報道至少有100人因在押期間受到虐待而死亡。迫害有時就發生在奧運場館和主要地標的步行距離之內。其中包括42歲的民間音樂人于宙，他因持有違禁的法輪功資料被捕11天後在拘留期間死亡（他的遺孀，一位名叫許那的藝術家，在二零二二年奧運會前被捕，中共欲誣判）。」
據明慧網報道，《張家口市公安局2020年部門預算信息公開情況》文件，涉及為應對2022年冬奧安保工作的經費增加。其中「國保專項工作經費」一欄顯示，法輪功被列為第一打擊對象。
該文件顯示張家口公安系統「2022年預算收支安排48,121.3萬元，較上年預算增加5.1%」。
預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全市公安整體發展規劃要求，為做好2022年冬奧安保工作，2022年新增冬奧安保大數據建設項目資金、公共安全影片監控項目資金及警務輔助人員經費等。」文件提及：斥資1,825.2萬元，建設影片圖像信息平台，新建監控錄像頭3,680點位；2022年計劃投入1,642.13萬元用於冬奧安保大數據中心建設項目。
「人權觀察」全球倡議部主任沃登（Minky Worden）表示，從2008年以來，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明顯惡化」，中國「正處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侵犯人權狀態中」。
德國聯邦議院曾撰寫了一份報告，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同中國人權狀況的發展進行了評估。報告的起草人之一綠黨政治家鮑澤（Margarete Bause）表示：「當年聽信中國（中共）主辦方關於改善人權的不關痛癢的承諾，是非常幼稚的，也是不負責任的。中國的人權狀況完全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
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來，西藏就開始不再允許外國人進入。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中共還利用美國的9·11襲擊事件，將維吾爾人抗議活動，定性為恐怖主義威脅，為其大規模監禁提供理由。
國際社會目前關注的很多中國人權事件，都發生在2008年夏季奧運會之後。國際特赦組織去年6月發布一份長達160頁的報告，題為《「就像我們是戰爭中的敵人」：中國對新疆穆斯林的大規模拘禁、酷刑和迫害》，由該人權組織根據拘留營倖存者的證詞寫成，報告涉及中共對維族人大規模任意拘留、家庭分離、強迫勞動、酷刑、性暴力、侵犯生育權利以及文化和宗教抹殺等等。
三、新聞審查越來越惡劣
2008年北京奧運會，國際社會對中共尚懷有期望，中共至少在面子下了一些工夫，比如2007年1月1日與2008年10月17日之間，允許外國記者在中國幾乎任何地方採訪報道，儘管事後《紐約時報》記者David Barboza撰寫了題為《四面楚歌：中國2008年奧運前夕，媒體自由在遭受襲擊》（Media Freedoms Under Assault in China Ahead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的長篇報告，曝光中共對外國記者的攻擊和干擾。
而在本屆冬奧會上，記者則一律被限制在「閉環」內的泡泡裏，沒有外出採訪的機會，處境變得更加惡劣。
在2月4日的奧運會開幕式上，荷蘭公共電台（NOS）記者達斯（Sjoerd den Daas）連線直播時，被一名戴著紅袖章的中共便衣推搡驅離，迫使他不得不中斷直播，這一情景讓在演播室中的荷蘭女主播目瞪口呆。
芬蘭越野滑雪運動員Katri Lylynpera，在Instagram貼圖，奧運村運動員房間漏水，變成「水簾洞」，中共官員要求其刪除。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在奧運會前發布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在中國境內和關於中國的報道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德國之聲》報道說，參加調查的一百多名外國記者中，99%的人表示，他們認為在中國的工作條件不符合國際標準。幾乎一半受訪者表示，因當局推遲簽證審批，他們無法讓更多記者進中國，導致辦公室人手不足。2021年去過新疆地區的受訪者中，88%表示他們當時明顯受到跟蹤，34%的記者說，他們被要求刪除數據。外國媒體駐華記者俱樂部還指出，受到國家支持的網絡騷擾活動也增加了外國記者報道工作的難度。
今年1月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的一份名為《北京奧運會，2021年回顧，中共全球輿論操縱策略》（中文版）說，當北京準備於2月4日開幕的2022年冬奧會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將啟動世界上最複雜的信息控制機器，利用審查、監視和法律報復來遏制政治、宗教和其它偏離該黨路線的言論。
自北京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以來，這一信息控制機器已經急劇增長。中國（中共）政府連續第七年成為全球侵犯互聯網自由最嚴重的國家，在100分制中，中國（中共）只獲得了糟糕的10分。
「保護記者委員會」（CPJ）也為記者準備了一份安全建議，敦促他們攜帶乾淨的個人設備前往中國，開設新的電子郵件帳戶供旅行期間使用，並「假設你的酒店房間是受到監視的」，以及「避免安裝中國的微信應用程式……因為它可能會收集大量數據，包括短訊和通話」。
CPJ還警告記者，不要使用非官方的虛擬私人網絡（VPN），並指出「如果官員想找藉口懲罰你，訪問無證的VPN可能會被用來對付你」。
報告中還提到，即使中共及其信息控制機構在運動會期間沒有採取的行動，在運動會結束後也會有很多機會進行報復。例如，報道中國（中共）政府侵權行為的記者可能被拒絕續簽，或者為外國媒體擔任翻譯或新聞助理的中國公民可能面臨刑事指控。
例如自2020年12月以來，彭博社新聞助理Haze Fan就面臨刑事指控。將要離開的運動員、教練員和其他與會者，一旦他們感到可以更自由地發言時，也可能開始揭露那些受到的自我審查的壓力，以及與中國（中共）警察國家發生不愉快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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