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載香港】從前有個書報攤 無可取代的紙質閱讀之樂

坐在木櫈上，翻閱起舊報紙，「精神書局」第三代黃寶龍感覺自己好像回到了爺爺的年代。（鄧卓儒／大紀元）

坐在木櫈上，翻閱起舊報紙，「精神書局」第三代黃寶龍感覺自己好像回到了爺爺的年代：「六、七十年代的旺角女人街，從街頭走到街尾，一路就能遇到好幾個書報檔。那時候興租書，擔一張木櫈，就好像現在我們坐在這裏，那些書擺得好有層次感，我們就租一些連環圖，還有一些報紙擺在這裏。」在早前的「再生閱讀」活動中，黃寶龍特別還原了一個六十年代的書報攤場景，與到訪的朋友分享昔日的時光。

翻閱著不同年代的報紙、雜誌，勾起了青年時期就投身傳媒界的陳榮泰的回憶。（鄧卓儒／大紀元）

翻閱著不同年代的報紙、雜誌，勾起了青年時期就投身傳媒界的陳榮泰的回憶：「《新報》、《快報》，還有《天天日報》，我都工作過！」這些報社早停刊，如今再次翻閱那泛黃的報紙，往昔書報攤的畫面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隨手挑了一本文化傳信出版漫畫《龍珠》，這間由香港首間獲日本授權出版漫畫中文版的出版社，帶給港人諸多回憶。他回想起當年追看新書，並非第一時間到書店，而是在報紙檔。黃寶龍補充，因為當時生活比較窮，很多人買不起新書，因此租書之風氣油然而生，爺爺當年以在旺角街頭開報紙檔起家，深知當時流行的書刊市場，「租書」在當時頗受歡迎，報檔旁擺放的小木櫈，是給客人休閒閱讀的好地方。

香港報檔發展史報販結束「遊牧生涯」

在莊玉惜所著的《街邊有檔報紙檔》一書中指出，本港首個流動報紙檔出現在1904年，位於山頂纜車紅棉道總站附近，當時那個地方只有外籍人士居住，實際上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為了擴大讀者群的一個營銷策略，希望能把報紙送到外國僑民和遊客的手上。最初的報紙檔並不是以公開發售為主，而是透過訂閱和派報發行。

過去報販賣報依靠的是沿街叫賣，直到1935年，港府修法允許路邊樓房建設騎樓，這種商住建築有著外廊式建築設計，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走廊上方則為二樓的樓層，猶如二樓「騎」在一樓之上，所留出一定的公共人行空間，正成為報販做生意的好地方。他們善用身邊被丟棄的紙皮箱和木板，搭建起簡易的空間，售賣起報紙來。他們也看中了巴士站、茶樓、商店附近人流量集中的地方，漸漸形成了如今的報紙檔雛形。最初報檔的擺放並沒有規定，常常佔用路面空間，與警方發生衝突，1960年，駐守深水埗警司John Browett草擬了一個4呎乘3呎的報檔標準規格，隨後被港府沿用，對報檔進行了規範。各式各樣的報紙、書刊百花齊放，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傳播的象徵。

在今年的「再生閱讀」活動中，主辦方設置了一個街邊報紙檔的場景。（鄧卓儒／大紀元）

閱讀空間的變遷紙質書無可取代的樂趣

黃寶龍分享，隨著時代的變遷，市民對閱讀空間的要求也漸漸不同，最初擔一張木櫈在街頭閱讀的情景早已一去不復返。後來圖書館興起，便喜歡在寬寬大大的圖書館書桌邊閱讀，到了現今，圖書館也不是年青人喜愛去的地方，他們閱讀講究的是一種情調，喜歡坐在高櫈上，嘆一杯咖啡，翻幾頁書，享受雅緻的環境。

當電子閱讀開始普及的時候，是否實體書就喪失了它的意義？黃寶龍和陳榮泰均認為實體書的存在始終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黃寶龍以書籍的排版為例：「其實每一本實體書，不單單包含文字，還有它的排版，編輯怎樣排，作者怎樣寫引導讀者去明白本書，每件事是好有心機在裏面。」陳榮泰相信，實體報紙的排版更是另一種資訊的表達：「買的報紙，甚麼新聞擺在甚麼位置，有哪些重點，都很看得出當時的情況。而電子書一篇篇文章的呈現，其實是表達不出來版面的效果的。」

陳榮泰仍記得整套《龍珠》漫畫的書脊排版。（鄧卓儒／大紀元）

陳榮泰仍記得整套《龍珠》漫畫的書脊排版：「從第一本到第三十幾本，如果全部排列在一起，會有一張好靚的圖連著！」黃寶龍笑笑：「是啊，整條神龍！」他們認同，《龍珠》的電子版，並不會帶給人如此的驚喜，在網上雖然能夠閱讀全文，但已經找不回當年的少年追著買這套書的樂趣。陳榮泰分享，再如金庸小說集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整套小說加起來，整體來看也可形成一幅美妙的圖畫，字眼組合成詩句，令人嘖嘖稱奇。當年大家閱讀金庸小說是追著報紙的連載，再期待他出書，這段經歷相信現在的年青人是不會體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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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報檔見證著一段媒體、印刷界光輝的歲月，面對便利店的衝擊和互聯網電子閱讀的興起，書報攤日益式微。無論形式怎樣改變，實體報紙、實體書始終有其一定的市場，陳榮泰認為，擁有一本實體書是對一位作者的尊重：「有一本實體書在手上，不是虛無的，始終對作者有一種尊重。網上有再多東西也不如自己擁有，網上的東西可能一個按鍵刪除就沒有了，實體的書報始終是一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