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政治學者蔡子強鑒於香港政治陰霾而意興闌珊，決定提前退休，退休前接受訪問，認為過去十多年香港政治生態被激進力量主導，香港年輕人未學懂「進退有據」，導致今日公民社會面臨全面肅清，一夕之間輸掉所有。
他的說法並不新鮮，這就是「見好就收」的心態，在反送中運動初期、六四鎮壓之前都出現過。至今仍有人埋怨趙紫陽沒有與鄧小平妥協，造成黨內改革力量「一舖清袋」。
香港人的民主抗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起伏與演變都是時勢造就的，不是某些人左右的結果。運動沒有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缺乏足夠權威去主導方向與策略，只是不同政治力量的合力所推動，不論理性或激進，自有其內在邏輯，不是選擇題，也沒有是非。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在民主國家行得通，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獨裁殘暴、不講信義的統治者，與中共妥協，永遠都不是妥協，只是單方面不斷的退讓與屈服，最終習慣被統治而已。
妥協的結果應該有回報，港人與中共妥協，香港能慢慢走向完整意義上的一國兩制嗎？今日看來，一國兩制本就是權宜之計，就是把五十年不變操弄成五十年漸變的成長過程而已。
當中共需要香港人奉獻時，一國兩制是最好的迷魂湯，隨著中共恢復元氣，狼子野心壓抑不住，露出真面目只是遲早的事。香港人妥協，中共就放軟身段，香港人不妥協，中共就以暴政鎮壓——結果都一樣，香港的自由、人權與法治，結果都會清零。
中共從來都沒有信義可言，國民黨上過當、蘇共上過當、美英等西方國家也上過當，中國人更上過當。《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作廢，香港人妥協可以得到甚麼，不問可知。
古今中外，群眾運動內部永遠有理性與激進之分，有時理性是主流，當對抗升溫時，運動自然趨於暴烈。反送中之初，林鄭死不認錯，市民抗爭後林鄭收回成命，但對五大訴求抵死不從。當時若民主派選擇見好就收，結果只是送中法案廢止，一切又回復常態，大家各自搵食，香港民主繼續無望，那樣的妥協有甚麼意義？
中共把港人治港玩成京人治港，把民主畫作牆上的大餅，視香港人為一盤散沙，把香港警察改造成維穩的武警，中共會因為港人的妥協而改變嗎？香港人未受政治洗腦，有普世價值打底，不肯選擇屈服，只有抗爭到底，抗爭是我們的宿命，抗爭走向激進也是我們的宿命。
民主黨進中聯辦談判，本身就是一次失敗的妥協。民主派內部對民主進程沒有共識，民主黨擅自與中共談判，並沒有得到市民授權。中共以「二桃殺三士」之計引誘民主黨，造成民主派內閧，最終民主黨在香港政治光譜中色彩淡化，從此失去主導大局的地位。這直接導致後來佔中運動中的「無大台」，和反送中運動中的「be water」，其原因便是，民眾對一眾民主黨派高層失去信任。
佔中運動是陳健民、戴耀廷與朱耀明三人倡導的，陳、戴都是溫文儒雅的學者，朱牧師也崇尚理性，他們長期與中共打交道，認識到理性討論已經去到盡，只有用非常手段來施加壓力，否則無法達致任何進展，因此才有佔中運動的發生。
佔中期間「爭大台」，證明市民早已失去耐性，抗爭主流已經從理性轉化到激進，這是時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從那時開始到旺角騷亂，都是反送中運動的前奏，到那時，再談甚麼妥協，都已是昨日黃花了。衝突逐日惡化，中共又為何不妥協讓步？中共治理國家，理應更高瞻遠矚，更有歷史承擔，中共若兌現《基本法》的承諾，香港人又何必自尋痛苦？
「袋住先」的說法對現在仍身在苦牢的手足們極不公平。從黎智英到何俊仁，從黃之鋒到鄒幸彤，從《蘋果日報》到《立場新聞》高層，他們都理性平和，只是不肯屈服。照蔡子強的說法，那就意味著民主義士們遭遇的不公平是咎由自取了。
實際上，香港人固然一舖清袋，中共更是一舖清袋，因為反送中運動，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大暴露，中共從來沒有像今日這樣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四面楚歌望天打卦。
香港人一舖清袋不免要受苦，中共一舖清袋卻內外交困，危及政權生存；論代價，中共付出的代價更高，香港人還有未來，中共的末日已遙遙在望。長遠來看，與其和中共妥協，讓中共慢慢滲透，最終以一國一制收服香港，港人永世不得翻身，還不如死了一條心，絕地反抗，即使兩敗俱傷，也足以損折中共元氣，促進中共覆滅。
面對強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是我們的選擇。既然懷抱理想，付出犧牲，就承擔一切後果，最緊要自己企定，等待時勢變化。中共已沒有未來，香港人仍可以鬥長命，如此看來，妥協之說只是馬後炮，是渙散鬥爭意志的說法。◇（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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