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的大目標往往缺乏配套的政策工具，那種突然的、破壞性的禁令已經開始威脅中國的經濟增長。

展望2022年，COVID-19疫情帶來的封城、冷卻的房地產市場、出生率下降和國際環境惡化帶來的挑戰依然存在。

《華爾街日報》周三（1月5日）刊文說，讓外界感到震驚的不是上述挑戰中的任何一個，而是北京為處理這些挑戰採取的不可預測及硬性的措施。去年，北京對教培業、演藝圈明星、燃煤限制（中斷後又重新開啟）以及互聯網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突然的、破壞性的禁令或監管打擊。

一個最好的例子是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口號，反對收入不平等。北京並沒有推出配套的財富再分配工具，而是轉向對富有的商業領袖進行打擊，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提前宣布大額慈善捐贈以安撫北京。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接受《華日》採訪時說，西方市場民主國家有累進稅和社會轉移系統，用於減輕社會財富不平等；對比之下，中國的所得稅籌集財政收入較少，且幾乎不涉及資本收入。2014年，北京宣布了所得稅改革計劃，但一直沒有兌現。

諾頓說，北京也沒有擴大轉移支付來縮小城鄉差距，它只採取了小步驟來改善貧困省份的財政資源。

習近平在2021年的一次講話中也反映了這種矛盾心理。他呼籲「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同時警告說，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

《華日》說，矛盾同樣貫穿於中共的其它政策舉措。

比如：北京說，限制煤炭開採是為了兌現碳排放承諾目標、強化煤礦安全檢查，但這些舉措外加禁止澳洲煤炭進口一起擠壓了國內的煤炭供應，提高了煤炭價格，許多發電廠因為電價的價格限制無法將增加的煤炭成本轉嫁出去，因此多省選擇拉閘限電。

中共禁令或監管打擊，將會帶來兩組不同的風險。首先是對中國本身經濟活力的影響。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負責中國研究的合夥人榮大聶（Daniel H. Rosen）說，中國的承諾——允許自由市場力量決定結果——正在失去可信度。

「他們越來越多地宣稱，他們將要做出政治決定，對所有正在被重新整頓的行業提出市場份額、籌集資本和控制資本的規定。所有的跡象（跟承諾）是背道而馳。」榮大聶說。

第二個風險是對全球的影響。中國的經濟體量以及其與世界的聯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現在的中國經濟規模已遠遠超過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的一人統治時期，中共的政策制定正變得更加不透明和更難預測。

報道說，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官方即將公布的數據還會顯示，中國經濟2021年取得穩健增長。但重要的是，外界要了解「增長」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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