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政策受害者 廣東人入黨、退黨記

原籍廣東的王先生（化名）2019年，在大紀元網站實名退黨。近日因工作赴美，王先生接受了大紀元新唐人的採訪，談起他自己一家四代人受中共迫害，以及自己為何退黨的心路歷程。

一胎化的受害者

王先生是家裏的第三個孩子，在中共計劃生育的政策下，母親為了讓他平安出生，付出了辛苦的代價。想起產後體弱，時常臥床的母親，王先生難掩哽咽，他說：「我母親為了生我，躲到了山裏。身體出現很多問題。她現在還常常一生病就在床上躺好幾天。」因為中共的一胎化政策，王先生的母親在超生後不只要罰款還被強制結紮，從此落下病根。自他有記憶起，就常陪母親去醫院看病。

王先生說：「相較現在中共鼓勵民眾多胎，真的特別諷刺。」或許是因為生命差點遭中共扼殺，王先生覺得自己天生對中共「免疫」，他認為中共就像病毒，依附寄宿在中國大陸的百姓身上，人們需要對中共產生抗體。

入黨後更厭惡中共

但人在中國，想要脫離中共的影響非常難。王先生畢業後進入單位，他當時年輕，想在工作上發展、做點事，於是家人、親友都鼓勵他「入黨」。儘管王先生認為基於中共的思維方式很難推展工作，但在眾人要求下，也遞交了入黨申請。

遞交申請不久後，王先生就收到學習要求，他很無奈地去參加學習課程。他通常都是點名以後就離開。王先生說：「點名走人，大家都很懶散，根本沒人管。哪是甚麼學習？都是捂著良心，上網抄了幾篇範本交差了事。」結業後，他還得去參加「紅色之旅」，參觀中共所謂的革命聖地。他當時去了貴州，感到整趟旅程都讓人不舒服，甚至感到噁心。

他說：「到了景點拿出旗子拍照，然後回旅館就打牌賭錢。」這些中共黨員，對共產黨根本也沒有崇敬的心，正是因為入了黨，王先生更討厭這個組織了。

曾經從事城市計劃工作的王先生認為，大陸的經濟其實已面臨崩潰。在廣東一代，很多人買土地、建廠房，但幾乎都是賠本。他說：「根本沒有企業賺到錢，誰要租你的房子？」並且在中國，各部門單位不停換崗，送禮、公關繁忙；但人事變動以後，過去說的話就都不算了。很多中小企業主收不回欠款，被坑的血本無歸。

王先生說：「你不送禮，別人就不理你。」但送禮了也不一定會有好結果。1990年代，承包工程項目的小商人一頓飯應酬可能就得花一千多人民幣；當時大陸中學教師的基本薪資只有70元人民幣左右，若是剛畢業的教師薪資則更低；可見應酬之奢靡與腐敗。王先生的父親當時承包工程項目，常常要參與應酬；儘管外表看起來很風光，但實際上也經營得很辛苦。

廣東人的香港經驗

2012年、2013年之交，王先生去了一趟香港。他說：「很多廣東人看香港新聞，不看北京新聞。」以前他覺得可能是粵語與普通話的差別，但後來他發現，是因為香港有很「民生」的新聞節目，人們想看柴米油鹽，而不是樣板新聞、八股報道。

如同許多廣東人一樣，王先生也有親戚在香港。因為親戚常常來訪，他對香港並不嚮往，只是覺得熟悉。當他第一次親赴香港時，卻發現大陸與香港完全不同，他認為香港人很謙卑、很認真工作，完全沒有中共體制下那種官僚的散漫與差別待遇，香港經驗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儘管加入了共產黨，但王先生仍不習慣單位裏的風氣，也無法融入圈子裏。很多看不慣的事情，讓他感到工作無法施展，最後只能選擇離職，同時也申請退黨。王先生經營一個淘寶店，一開始業績還不錯，但後來銷量下降。因為經手商品質量相同、定價也沒有很大變化，理論上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王先生開始研究原因。2018年年底，他就警覺到中國的經濟越來越疲乏，也在思考國內的各種問題。他說：「國內新聞是一定找不到訊息的，翻牆看了很多新聞，發現問題越來越大。」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讓王先生對中共徹底絕望，也打開他多年來抑鬱的死結。其實很久之前，王先生就注意到香港新建築的質量特別差，他說：「早期蓋的很好，但新建的很糟，可見（香港）被同化得很嚴重。」他發現有些香港後期的建築，與中國的豆腐渣工程相去不遠，因而默默為香港人擔憂。

王先生說：「香港是中國跟世界接軌的轉換插頭，我不明白中共政府為甚麼要來這一手。中國沒有與世界接軌的可能，上海、深圳、海南都不可能成功。」他並沒有從反送中事件初期、百萬港人大遊行開始關注香港的社會運動，但他全程關注了香港中文大學與理工大學的抗爭。那幾天王先生徹夜未眠，彷彿進入不一樣的狀態。

他說：「好像多年來的心結打開了，裹著自己的問題鬆開了。」

父母從不說的家族往事

母親總說王先生長得像外公，但他從未見過外公，他強烈地想了解自己家族與長輩們故事。

一位遠房的叔公告訴王先生一些零星的家族往事。

王先生的曾祖父是在江邊做挑沙的苦力，眼睛因受風沙侵蝕後來視力受損，幾乎是全盲的狀態。但曾祖父卻不因此放棄努力，而是開起小賣部，用「摸秤」的方式經營。因為誠信、童叟無欺，多年後他成為當地仕紳，擁有多家店舖與土地。但1949年後，中共土改，王先生曾祖父的土地、商舖遭沒收。曾祖父因受不了屈辱，最後自殺身亡。

王先生的祖父很年輕時就開始經營藥材鋪，他吃飯時會放下碗筷出門看診，也常常為了去採購藥材錯過吃飯時間。中共治理下，家族的藥材鋪收歸國有，王先生的爺爺成為自己藥材舖裏的一名普通工人。

文革期間，他的家族被扣上「資本主義尾巴」的帽子。王先生的祖父天天被批鬥。王先生說：「只因為我爺爺說一句『自己都吃不飽，哪有甚麼資本家？』」

王先生的父親不斷地寫上訴的文件，但沒有任何人搭理。爺爺遭批鬥後，積鬱成疾。為了醫治爺爺的病，家裏又欠下了很多債務。病了一年多後，王先生的祖父含恨撒手人寰。

母親的家族也是類似的背景。王先生的外祖家產、土地遭中共沒收。王先生的母親身為長姐，從小就被迫做很多家務，從事很多勞動。王先生說：「我母親是很聰明的人，但她沒有錢、沒時間學習，吃了沒文化的虧，是個文盲。」他認為若沒有中共強制徵收家產，以母親的勤奮與智慧，一定會成為特別厲害的那種人物。

王先生說：「我不知道怎麼經營？沒有辦法獲得指點、智慧，沒有人敢將家族的故事告訴我，好像血脈就斷了代。」後來做生意的王先生，特別想知道那些父母從不提及的家族故事。若沒有中共各種倒行逆施的政策，王先生認為自己將能獲得祖輩的幫助與教誨，家族也不會凋零敗落。

王先生不想結婚，不想生小孩，因為他知道在中國生活壓力有多大。在中國長大的小孩，需要去面對艱鉅的學習、考試壓力，長大後要面對買房、養老等問題。他說：「中國的房地產是很變態的現象，我堅決不炒房。」

王先生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合法、合理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惡魔。它是現在世界上的新冠病毒，所以我早就退出中國共產黨。」他希望現在仍是中共黨員者看清時事與中共的真面目，不要被中共捲進巨大的漩渦，成為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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