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於意大利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的《烏爾比諾公爵夫婦肖像》(portraits of Federico da Montefeltro and Battista Sforza),由畫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所繪,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大師作品之一。

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烏爾比諾公爵夫婦肖像》(Portraits of Battista Sforza and Federico da Montefeltro),約1473─1475年。油彩、木板,每幅各為19 x 13英吋。烏菲茲美術館。(公有領域)
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烏爾比諾公爵夫婦肖像》(Portraits of Battista Sforza and Federico da Montefeltro),約1473─1475年。油彩、木板,每幅各為19 x 13英吋。烏菲茲美術館。(公有領域)

愛好藝術的朋友們或許對文藝復興早期這幅精美的公爵夫婦肖像相當熟悉。不過,這幅畫除了正面的兩幅肖像畫外,在肖像畫板的背後還有兩幅獨特又吸引人的寓言畫作,描繪著公爵夫婦各自在一場凱旋遊行中的場景,遊行場景下面畫有石牆,石牆上刻著拉丁文銘文。

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烏爾比諾公爵夫婦的凱旋》(Triumphs of Federico da Montefeltro and Battista Sforza),在左畫板上描繪著費德裏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公爵(Federico da Montefeltro),約1473─1475年。油彩、木板,每幅各為19 x 13英吋。烏菲茲美術館。(公有領域)
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作品《烏爾比諾公爵夫婦的凱旋》(Triumphs of Federico da Montefeltro and Battista Sforza),在左畫板上描繪著費德裏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公爵(Federico da Montefeltro),約1473─1475年。油彩、木板,每幅各為19 x 13英吋。烏菲茲美術館。(公有領域)

肖像背面的寓言故事畫向公爵夫人巴緹絲塔‧斯福爾扎(Battista Sforza)致敬。(Uffizi Galleries/烏菲茲美術館提供)
肖像背面的寓言故事畫向公爵夫人巴緹絲塔‧斯福爾扎(Battista Sforza)致敬。(Uffizi Galleries/烏菲茲美術館提供)

這幅畫現在裝在固定的現代畫框中,不過,原先的設計卻是可便於攜帶的折疊雙聯畫,可以將背後的兩幅寓言畫朝外對折收起。因此,它原先毫無疑問地是為了私人紀念用途而非公開展示所製的。

儘管這幅雙聯畫的藝術造詣和非常獨特的內容,至今卻沒有文獻說明其創作的源起。由於費德裏科公爵(Federico)是一位博學多聞的藝術贊助人,而目前所知畫家皮耶羅曾在烏爾比諾生活過一段時間,剛好和這幅雙聯畫的完成時間重疊,因此現在普遍認為該作品是費德裏科親自委託畫家創作的。

然而,在深入研究這幅畫上的圖像和銘文,以及畫中人物的關鍵生平資訊後,這一個長期廣泛接受的假設受到了嚴重的質疑。這幅畫的製作背景或許更耐人尋味,我們將在下面一一闡述。

首先,我們要稍微介紹一下雙聯畫中的這對夫婦。

他們是誰?

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年)和巴緹絲塔‧斯福爾扎(Battista Sforza,1446-1472年)是烏爾比諾的公爵夫婦,烏爾比諾位於意大利中部東側的馬爾凱地區。烏菲茲美術館的網站上誤將他們稱為「烏爾比諾公爵夫婦」。不過,巴緹絲塔在費德里科升為公爵的前兩年就離世了,因此她從未正式成為烏爾比諾公爵夫人。

費德里科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大的僱傭兵隊長(condottieri)——不僅是因為他的軍事實力,更因為他創立了一個高度有文化和教養的公爵宮廷。文藝復興詩人巴爾達薩雷‧卡斯蒂廖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其經典著作《廷臣論》(Book of the Courtier)中稱其為「意大利之光」。

巴緹絲塔是費德里科的第二任妻子,是以米蘭為中心的斯福爾扎(Sforza)統治家族的後裔。她從小就在宮廷裏接受傳統的教育,學習宮廷生活的各式職責,儘管比費德里科年輕24歲,他們卻非常相配。在他們結婚時,她甚至還未滿14歲,卻為其生了至少七個孩子。費德里科經常因軍事活動而出門在外,巴緹絲塔便替他掌管他們的領地。

皮耶羅的詮釋

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費德里科和巴緹絲塔都以他們高尚的人格和作為仁慈的統治者而廣受讚譽。皮耶羅的描繪也充份地反映了他們的高貴性格,以其領地的風景作為畫面背景,將他們高貴的形象呈現在畫布上。

和費德里科的其它肖像畫相較,則可以看出皮耶羅如何將他飽經戰事的面容理想化並美化,用以表示尊嚴和正直。其中一個鮮明的對照是克萊門特‧達‧烏爾比諾(Clemente da Urbino)於1468年製作的勛章,上面的費德里科有著相對樸實的形象。儘管這枚勛章的製作日期或許較皮耶羅的肖像還早了幾年,卻缺少了後者所描繪的活力。

克萊門特‧達‧烏爾比諾(Clemente da Urbino)於1468年製作的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勛章。(Saiko/CC-BY-SA 3.0)
克萊門特‧達‧烏爾比諾(Clemente da Urbino)於1468年製作的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勛章。(Saiko/CC-BY-SA 3.0)

至今對於巴緹絲塔的真實容貌所知甚少。不過在皮耶羅畫筆下的她和費德里科血紅的膚色相比,確實是極度蒼白。雖然這有可能是當時對女性美的觀念,卻也被認為用以表示她在這幅畫成畫時已不在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附有背面寓言畫的側臉肖像畫在現存所有繪畫中找不到第二幅。和古代的紀念徽章同樣具有不朽的紀念意義。

寓言中的凱旋

肖像背面的寓言畫在風格和圖像上都特別豐富,而其下方仿建築石牆上的拉丁銘文更增強了它們表現的寓意。

畫中人物形象的描繪援用了一項悠久又複雜的文化傳統,可追溯至羅馬人慶祝軍事勝利後的凱旋慶典。

尚-紀堯姆‧莫特(Jean-Guillaume Moitte)從西元一世紀羅馬提圖斯凱旋門上重製的《提圖斯的凱旋》(The Triumph of Titus),約1791年。洛杉磯縣立美術館。(公有領域)
尚-紀堯姆‧莫特(Jean-Guillaume Moitte)從西元一世紀羅馬提圖斯凱旋門上重製的《提圖斯的凱旋》(The Triumph of Titus),約1791年。洛杉磯縣立美術館。(公有領域)

這項傳統在14世紀意大利早期詩人弗朗切斯科‧佩脫拉克(佩脫拉克)創作的一系列寓言詩中又被極度豐富化。與羅馬慶祝軍事勝利的凱旋隊伍不同,佩脫拉克描述的「凱旋」是將哲學和道德抽像化的寓言故事:關於愛、貞潔、死亡、名譽、時間和永恆。

在寓言畫中,皮耶羅明亮的凱旋圖畫同時包含了來自古典和佩脫拉克傳統的元素。費德里科的凱旋車由一群白馬所牽引,這是古羅馬時期戰勝一方的指揮官使用的習俗。就如古代一樣,他接受著勝利之神的加冕。

此外,費德里科身旁還伴有四個寓言人物,坐在他的車前面。

和佩脫拉克傳統不同的是,這四個人物代表的是天主教信仰中的四項基本美德,這些也源自於古希臘哲學。這些分別是謹慎(Prudence)、正義(Justice)、堅強(Fortitude)、節制(Temperance)——都是和領導能力特別相關的特點。

相比之下,巴緹絲塔的凱旋圖畫則表現了三項神學美德,通常認為尤其和女性特質有關。它們分別是人像化的信念(Faith)、希望(Hope)、慈善(Charity)。這裏最重要的人物便是慈善,其坐在車的最前端,手中抱著一隻鵜鶘。

這些美德具有特殊的意義,並且也不常用於世俗環境。因為人們相信鵜鶘會刺穿胸膛,以自己的鮮血餵養幼崽,常用於象徵耶穌為人類而犧牲。我們接下來將會看到,這和巴緹絲塔有著一段淒美的關聯。

在慈善旁邊是信念的化身,手持著聖盃和十字架。而站在巴緹絲塔身後,朝向觀眾的則是希望的形象。另一位身著灰色,背對觀眾站著的人物可能是一名克萊莉莎修會的修女,和巴緹絲塔有著深厚的友誼。

就如佩脫拉克的《貞潔的勝利》(Triumph of Chastity)中所述,巴緹絲塔的凱旋車是由象徵貞潔的獨角獸所拉引,更進一步彰顯了她高尚的品格。

拉丁銘文

在兩幅凱旋場景下方的文字提供了這幅雙聯畫創作日期與起源的重要線索。

The famous one is drawn in glorious triumph

Whom, equal to the supreme age-old captains,

The fame of his excellence fitly celebrates,

As he holds his scepter.

著名之人被引向光榮的勝利

是誰,同等於至高無上的老指揮官

他卓越的聲譽恰如其分地慶祝著

隨著他握起他的權杖

相較之下,巴緹絲塔的銘文是以過去式指稱她。

She who retained modesty in good fortune

Now flies through all the mouths of men

Adorned with the praise of her great husband』s deeds.

在好運時保持謙遜的她

現在飛過所有男人的嘴

以她丈夫偉大的事跡讚揚著

在此,「現在飛過所有男人的嘴」這句話和拉丁詩人昆圖斯‧恩紐斯(Ennius)為其墓誌銘所寫的一句詩相呼應:

Let no one honor me with tears or on my ashes weep. Why?

I fly living through the mouths of men.

別讓任何人用眼淚或在我的骨灰上哭泣來紀念我。為甚麼?

我飛過男人的嘴。

這句話後來經更知名的古羅馬拉丁文作家西賽羅(Cicero)引用而聞名——他在對死亡的哲學思考中引用了恩紐斯的墓誌銘,咸認是用來表示一位有德之人的名聲超越了死亡。

因此,巴緹絲塔的銘文清楚地隱含著,當畫家創作這幅雙聯畫時,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誰委託了這幅經典大作?

在2014年出版的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傳記中,詹姆斯‧班克(James R. Banker)認為(基於部份拉丁文轉譯),這幅雙聯畫是在巴緹絲塔「去世後不久」繪製的,是由費德里科「為紀念妻子和他們的婚姻」所委託創作的。

儘管我認同這個時間點,卻一直認為費德里科的委託和他在巴緹絲塔去世時悲傷的情景不相符。讓我在此總結一下重要事件的脈絡。

當巴緹絲塔於1472年7月初去世時,那時費德里科剛結束了他最著名的軍事行動並返回家園。當時他代表了佛羅倫斯統治者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 rulers of Florence),平反了沃爾泰拉市(Volterra)的叛亂,這是一座附屬於佛羅倫斯富含礦產的城市。為了答謝,佛羅倫斯市授予了他罕見的現場凱旋慶典,而皮耶羅畫的凱旋場景則很可能暗示了這個事件。

同樣重要的是,同年一月,巴緹絲塔終於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兒子而且是繼承人的圭多巴爾多(Guidobaldo)——在這段婚姻的前十一年,她生下了至少六個女兒。不過,這場喜事沒有持續多久,他年輕的妻子就去世了,這也大大加強了費德裏科的悲傷之情,而整個意大利也為其表達了同情。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文獻中提到巴緹絲塔曾經祈求,希望得到一個配得上她高貴丈夫的兒子與繼承人,並願意以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她也確實履行了這個承諾。在她的凱旋圖中,代表慈善的鵜鶘很可能是在暗示這場犧牲。

有鑒於這個悲傷的背景故事,我在幾十年前關於這幅雙聯畫的一篇論文中討論過,銘文上的這些詩句在凱旋下「發出刺耳的音符」。

費德里科題詞上的驕傲誇耀和他當時悲傷的心情似乎不相稱。對他心愛的伯爵夫人微薄的讚美,指稱她的名聲不是源自於她的美德,而是丈夫的著名事跡作為對其最後的致敬確實稍顯吝嗇;這幅畫看起來更像是對費德裏科的紀念,而非是他對自己妻子的思念。誠然,這不是一位飽受全意大利愛戴的人對過世妻子最恰當的紀念方式。

因此,我認為這幅雙聯畫很可能是為了費德里科而委託製作的,卻不是他本人親自委託的——用以對費德里科致敬,也是對他失去愛妻的安慰。

此外,我還想進一步提出,最有可能捐贈這幅精美禮物的人很可能正是著名的藝術贊助人羅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他最有可能向費德里科表示致敬,以感謝他成功平定了沃爾泰拉之役。

本文基於米歇爾‧馬德爾‧卡米(Mi chelle Marder Kamhi)的藝術史碩士論文,全文請參閱網址TinyURL.com/v7t329da。更多她的作品請參閱這裏。

原文Delving Into an Incomparable Work of Renaissance Portrai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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